编者按：《陆王学述》乃梵澄晚年力作，以世界“精神哲学”阐扬陆象山、王阳明一脉心学。本文乃该书第四章“为何与如何”的内容。梵澄在文末指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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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有重温此宋明精神哲学之必要呢？——就一极微末不足道的理由说，是改变西洋对中国的偏见。客观的偏见对我们不是无关，但是微末。那偏见不是一日酿成的，至晚是始于明末公教士之入华传教。其寄回罗马教廷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只是说起中国是一无宗教之国，只有祖先崇拜，换言之，即是没有受洗的野蛮人。然则是教士的责任，以基督的教义去征服野蛮人。假“太平天国”之名的农民起义，其信徒便摧毁宗族中的祠堂，及其神主、牌位等。经过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今新、旧教的口号仍是“中华归主”。又有更可怪者，即是印度至今犹存此愚昧之见，即问：“中国有什么高上的宗教追求呢，除了从我们传去的佛教？”——这真是人或民族度量相越之远，无可计量了。纵观西方历史，可见到基督教初兴时怎样被排斥，受压迫，到中世纪又怎样排斥邪教，压迫异教徒，以及后来的宗教战争；在东方则南亚以及中东，印、回之相杀，亦至今未已。若使我们不用历史唯物论的眼光看，推出种种原因，而专就宗教而论宗教，则其流毒生民贻祸人类之罪恶，可谓上通于天。由此我们不必因无西方的宗教而自惭，反可因此而自幸了。中国诚然从西方接受了佛教，但本土亦有道教。儒教虽偏于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在近世这名词的涵义内），然而，高尚的道德、伦理，在西方多包含在宗教内，在中国却一贯建立于儒教即孔、孟之道内。倘若我们继续一贯发扬我们的孔、孟之学，以近代新眼光有所拣择而作此精神追求，则客观对我们的愚昧偏见，可以不问。所以说，这必要性仍属微末。外国人怎样我们便应当怎样，只表现了无所自立或中不自主；“杀君马者道旁儿”，古有明喻。
在学术上依他人的好尚为转移，自己失了主见，便将劳碌无成。且举两个极小的例。大概在这世纪七十年代中，有班西方人忽大热衷于古印度之《韦陀》，以为是一条通天之路，在韦陀教其实也是以此自信的。便要恢复三千多年前之祀神仪法，召集一班学者，在南印度大作其祀神典礼。陈列陶片，斟灌酥油，念诵咒语，一遵古制；其结果可想。事实上是演戏而已。在印度教圣经《薄伽梵歌》中，已斥《韦陀》之如遍处有大水时地中的一小池，则早已无甚价值。适见其学术重心，不在本土而在他人、异国。若有西人从印度之残蠹破书中，拣出一种稍加拂拭，以作其论文，取其学位，诩其深造，则在印度本土必大起一阵惊扰，加以提倡，因为外国人高兴！——又再举一例：若干年前，某西友告诉笔者：陆士衡的《文赋》已翻成英语了。我便说，这是我少年时也熟读的一文，至今也还能背诵几句。没有什么。倘在印度呢？必然又大举提倡熟读此文了。因为外国人好尚！幸而中国还没有染上这恶习，可说学术之重心未移，仍在国内。
但重温此古典，在我们确实有此需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知道自己，有助于陶铸一时代的新人物，有助于文明的进步，有助于世界人道之发扬。自五四运动以后，推翻了传统的封建时代的偶像，正极的建设便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未曾忽略了个人。社会譬如一极复杂的机器，必须其中每一螺旋，每一轮轴，充分完成其职责，不失其为螺旋为轮轴者，方能与其余诸部分结合而发挥其作用和功效。在个人也如此，身体内中各器官皆如此。必须有健全的个体，然后有健全的群体。这古学中有一绝大的个人主义的阴影，是封建社会投下的，因为在君主制度下统治者是国君——“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或“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国君只讲其治国、平天下之理，儒者皆孳孳汲汲于此，所以儒学难脱变相个人主义的色彩。在现代我们早已推翻了帝制，自然淘汰了其许多违背民主时代精神之论，但儒学中之胜义，绝不能为我们所扬弃。真正的个人主义却应已脱去了这阴影，且将为社会主义所采纳。正如今时社会上也表扬了各界的模范人物，如“劳动模范”“英雄”等，皆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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