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去了学校……我的工作……我的写作，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写作放在内心四处带着，工作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在汽车上的时间，甚至是没位子不得不站着的时候……工作时的一点点偷闲……家务做完后的深夜……有时候我这种三重身份的日子难以继续。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现实对我的写作干扰太大。我不再有那种疯狂的忍耐力……常常有写作的冲动，常常又失去……我的作品死了。
如果说时间很重要，那么获得材料和训练的机会也很重要。这对作家来说也许不像对画家那么明显，但如果说女性从来没有被剥夺获得高级书写纸和铅笔的权利，那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禁令根本无法实施。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人人皆知，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再费笔墨。也许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这种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做法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例如，1953年我进入康奈尔大学的文理学院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的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女生名额。等我1967年以教师身份再次进入这个学院时，这个配额已经提高到50%。1973年我离开时，这个学院正在热烈讨论是否要完全废除配额，是否要允许入校女生的人数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男生（因为参加新生入学考试的女生在学术背景上普遍优于男生）。
当然，在可以控制材料和训练机会的领域，这种控制是存在的。凯伦·彼得森（Karen Petersen）和J. J. 威尔逊（J. J. Wilson）在《女艺术家》（Women Artists）中写道，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两位女创始人（玛丽·莫泽和安杰莉卡·考夫曼）在约翰·佐范尼创作题为“研究裸体模特的院士”（The Academicians Studying the Naked Model）的学院创始人群像时没有在场，而只是“出现在墙上的图画中，因为根据法律和习俗，她们不允许和裸体模特一起待在画室里，不论模特是男是女”。（直到1922年该学院才允许其他女性加入。）
我们发现，虽然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女性可以利用古代的石膏模型学习，但在1848年，“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裸体雕像馆只在周一、周三和周五三个上午的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向女性开放。”直到1883年，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托马斯·伊肯斯开设的“女性人体绘画课”还“禁止使用真人裸体”，他们在母牛身上学习解剖。
即使纸和笔比画布和颜料更容易得到，即使女性可以解决好时间问题并妥善处理被认为是第一要务的家庭义务，即使她们没有被正式剥夺正规教育，仍有一种强大而无形的东西叫社会期望。
1837年，夏洛特·勃朗特写信给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想听听他对她的诗歌的看法。骚塞回答说，“看得出你很有才华”，但“建议她放弃成为诗人的想法”：“文学不能成为女人一生的事业，而且不应该是。你在该做的事情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就越不会有空闲时间花在文学上，哪怕是……为了消遣。”勃朗特回信说：
我很注意不让自己走神，让人觉得我古怪……我不仅努力地用心完成女人应尽的义务，而且还努力让自己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不是一直都能做到，因为有时候当我在上课或缝纫时，我宁愿自己是在阅读或写作，但我尽量克制自己。
文章插图
《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高晓玲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
188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评论乔治·艾略特，说她“有一种女性的无能，无法描写有真正男子气的主人公”（着重是我加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 Woolf）虽然娶了伍尔夫这样一位文学家，而且对她呵护有加，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却仍然会在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会长弗洛伦斯·豪30多岁时对她说：“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图书馆里呢？”
劝阻女性求知是一种普遍现象，现在仍然很常见，泼冷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196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女研究生收集的一些教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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