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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官场现形记》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承载着作者理想的清官形象，除了官场的黑暗腐败，我们还看到了腐化的人心，沦丧的道德。在第三十一回中，冒得官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龌龊到花尽心思设计自己的女儿；时筱仁恩将仇报，为了洗清自己，对故主舒军门落井下石。世人在“真诚”的外表的掩盖下对信任自己的人布下重重陷阱：陶子尧奉命置办机器，却在外用公款吃喝玩乐，当收到退机器的通知时，由于他担心补不上钱的空缺，去找自认为值得信任的朋友帮忙，而他的这个朋友魏翩仞却心口不一，企图趁机敲诈其钱财；当戴大理知道自己的缺是断送在周果甫手中时，便挖空心思寻机报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就连自己的履历都写不对的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因为有钱也跻身在了官员一列，可见当时的官场中胸无点墨得现象也屡见不鲜。纵观全书，人性的堕落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文章的最后一回，作者也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畜生的世界”，与吴敬梓所倡导的知识分子自身发生改变不同，李伯元想要的是来自社会的变革，并指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就要兴学堂，教官员以做官之道，先改变官员的思想，只有官员以身作则，百姓上行下效，才能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出现理想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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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讽刺手法上不可否认，两部作品在讽刺手法上有相似之处，因为对比几乎是所有的作品普遍采用的描写方法，这两部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即通过人物自我言行的矛盾对比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严贡生刚在知县面前吹嘘完自己不占乡邻半缕便宜，就有小厮来报告邻居要猪，于是他圈猪要钱的事实就与之前所说的不占半缕便宜形成了对比；在《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文制台见洋人的故事中，两次大骂巡捕，前言与后语加以对照，所体现的不仅是他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更是其奴性灵魂的暴露，颇具讽刺意味。两部作品在讽刺手法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婉而多讽与大胆直露《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所谓的讽刺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义为：作者以嘲讽的态度，讽刺敌对的思想、势力或事物的小说。以“婉言隐语相讥讽”是其最主要特点。如作品对一些著名的情节进行仿写，以取得讽刺效果。匡超人停妻再娶，作者有意将其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相联系，匡超人也曾试图借蔡伯喈的故事为自己再娶正名，然而在两者表面相似的现象下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蔡伯喈并没有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而匡超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并没有承认自己娶了衙役的女儿为妻；其次，匡超人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蔡伯喈却是遭到了权贵的威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蔡伯喈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而匡超人的行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作者以《琵琶记》中的故事与匡超人相比较，对匡超人的讽刺就显得委婉含蓄，耐人寻味。与此相比作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的描写却是大胆直露的。所谓的谴责小说，其名最初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鲁迅先生因为这些小说多直露的谴责而少含蓄的讽刺，故称之为“谴责小说”。谴责一词在字典中的解释为：对个人、团体、党派、国家等荒谬的言行或错误的政策进行严厉责备，带有庄重色彩。在胡统领剿匪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层官员无中生有，欺上瞒下；下层官员圆滑世故，左右逢源。一众官员倚仗朝廷的报销挥金如土，为了从朝廷的赈灾银中大发横财，为了获得保举机会，在本无土匪的严州为了把戏做足，身为朝廷命官的胡统领，率领大小官员高举剿匪的大旗，以百姓为匪，自身做着土匪行径，欺压乡里，鱼肉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惨遭摧残的百姓将正义的希望寄托在知县庄大老爷身上，庄大老爷是官场中的老油条，他既不想开罪胡统领，又想在百姓心中树立清官的良好形象，他一边为百姓发放抚恤金，一边要求百姓呈交被官员欺辱的真实证据，说出施暴者的真实姓名，否则就要治其诬告之罪。连哄带骗地让一众满腹委屈的百姓签了假的供词，以至于让受苦的百姓再也有苦难言，有冤难伸。在这个“畜生的世界”里作者将一众官员的种种丑行大胆而真实地显现了出来，以表达对民众的同情与对黑暗社会势力的控诉，并没有像吴敬梓那样以代写明朝之事而讽今的委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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