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图
《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庞冠群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78页,55.00元
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带有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学者乔治·泰勒(George V. Taylor)的一个论断。当代的研究者,不管是否赞同泰勒的论断,都已经不再仅仅从社会经济演变的角度去分析这场革命,尤其是它的起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一度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主流,随之带动了对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史的重新考察。对国际学界的这一动向,我国学界对此已有关注和回应,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教授的新著《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以下简称庞著)则为这个领域平添了一份厚实的成果。
一
在今天,熟悉法国旧制度的读者都了解,在旧制度的最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法院(Parlements),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与王权的矛盾是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话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诱发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对于这个重要历史角色的看法,各家却有很大的分歧。庞著开篇对高等法院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详尽的回顾。不过,与一般的学术史的写法不同,作者始终把学术发展和学术观点,与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思想演变结合起来考察,并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见解。且以第二帝国时期对高等法院的评判为例。从政治逻辑上说,拿破仑三世应该不会喜欢制约君主权威的高等法院,但他上台之初设立元老院时,竟将这个机构比作旧制度时代的高等法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庞著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这是独裁者为自己寻找一件法治的外衣,这个姿态影响了对高等法院的研究。这个片段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学术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但两者的关系是多样和复杂的。
从庞著的分析来看,拿破仑三世的立场在十九世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大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中,高等法院在旧制度末期与王权的对抗,经常被认为带有捍卫公益、维护法制的积极意义。但十九世纪也为二十世纪对高等法院的严厉批判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约瑟夫·德罗兹(Joseph Droz)的著作。对高等法院历史角色的看法,与关于大革命的起因和旧君主制的命运的见解关系最为密切,庞著则以1770年代的莫普改革为核心,突出了这种关联性。德罗兹认为高等法院的抵制纯粹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团体利益,而莫普改革本来有可能粉碎这个贵族集团的不良影响。改革阻挠者的形象成为二十世纪法国史学中的主流。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法国史学界的左右两翼竟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作者在这里指出了两派不同的出发点,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合流,或许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托克维尔论点的认知。旧君主制的辩护者和革命的辩护者,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相信国家主导的政治革新是进步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制度和大革命是连续的。
随着二十世纪后期英美学者的介入,这种立场鲜明的史学开始向侧重时局理解的研究转变。在笔者看来,庞著分析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以朱利安·斯旺(Julian Swan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检讨此前研究者概念工具中的时代误植问题,他们尤其强调应回到旧制度的制度逻辑和政治语境之中,理解事态发展的动力和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关于高等法院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判断。英美“旁观者”的介入给法国史研究带来的新气象,是值得深究的现象。大约在朱利安·斯旺等人介入高等法院研究的同时,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英美学者对公元千年之际的封建变革论的修正,看来有某种相似性。论者指出,他们与现代法国政治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同,没有那种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能够更为平衡地看待国家与其他历史角色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研究者的交流才更有必要。
推荐阅读
- 宋代户籍管理制度有多严格?《水浒》中好汉杀人后没有藏身之地!
- 名将施琅为何宁弃侯爵而求花翎,浅谈清代花翎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 君王皇帝|皇帝驾崩后,殉葬时妃子们是如何处理的?
-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兵制度是怎样的?
- 水浒传:为何军官个个都不排斥上梁山?这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关
- 范进是科举制度的“殉道者”?你可知范进中举后,当了多大的官
- 三国两晋南北朝|贾南风:晋武帝分封制度牺牲品,嫁给司马衷,注定了其悲剧的一生
- 明朝|历史有传闻,明英宗朱祁镇废除殉葬制度,竟是为了他那残废的皇后
- 宫闱逸事|朱元璋时期的一项制度,祸害了很多公主,便宜了民间的渣男
- 纳妾发展史:我国纳妾制度是如何兴起的,妾与妻又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