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文官与武官的制度性区分随着文官逐渐支配北宋政府，他们对于文武区分的理念逐渐落实到官僚体制中。基于文官应坚守道德原则，武官则仅追求物质利益的基本假设，朝廷逐步调整法规，让文官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相对地，对武臣的道德要求标准则要低得多。官员为双亲服丧的规定，充分说明北宋朝廷以不同的标准对待文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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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干预根据儒家的孝道观，任何人皆应为过世的双亲服三年之丧。对于官员来说，这是要求他们辞去官位，待在家中守丧三年。然而，北宋初年的官员很少遵循这项原则。当官员为双亲服丧而请求辞职后，朝廷通常会在一百日之后委派新的职位。一些渴求权力的官员甚至服丧不及百日，就返回政府任职。太平兴国六年，太宗下令所有官员必须服丧百日期满才能重新任职。
此后，朝廷倾向尊重文官的意愿，允许越来越多的文官自愿性地离开岗位，完成三年之丧。然而，由于缺乏强制性的规定，绝大多数的官员仍然没能守满三年之丧。到了真宗朝，一些文官开始批评这样的状况。大中祥符九年，朝廷下令，除了武臣与官秩必须起复者之外，官员都要在双亲过世后服丧三年。在此情况下，一些文官为了避免在未来双亲过世时需要离任，乃请求转换武职。
在仁宗朝，由于文臣的力量已凌驾于武人之上，一些文官试图强制武臣也遵循儒家的守丧原则，因为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为其双亲尽守丧的义务。庆历三年，一群文官建议：“不以文武品秩高下，并听终丧。”也就是说，不论文武官员的职位高低，都要服满三年之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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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仁宗认为“武臣入流者杂，难尽令解官”。即考量到武官的文化背景，无法强制他们全都遵守儒家的礼法，乃规定：“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任边寄而遭父丧，并听解官终制，仍以月俸续之。武臣非在兵而愿解官者，亦听。”也就是说，只有不统兵，也不担任边职的武臣，可以因自愿申请守三年之丧而离任。显然，仁宗在考量了文武官的文化背景后，制定了不同的人事规范。
【观唐宋社会文化，当时的文官与武官在权力与职务上有何区别？】嘉祐四年，韩缜再次请求仁宗强制所有武官行三年之丧，让官员守丧成为通则。当皇帝征询其他朝臣的意见时，官员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一些文官认为韩缜的建议难以施行。朝廷最终依武官的品阶、身份与职务做出折中方案。带阁门祗候使臣、内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丧及嫡子孙承重者，并听解官行服；其元系军班出职及见管军若路分部署、钤辖、都监，极边知州军县、城寨主、都监、同巡检，并给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旧制，愿行服者听。宗室解官给全俸。
在此规定下，供奉官以下的低阶武官仍遵循旧规，除非他们自愿离任，否则仍不需强制服丧。统领军队，或出任边职的武臣，则在守丧百日之后重获任命。因此，文武官的守丧规定虽几经更动，仍然有明显的差别。在仁宗时期，文武官员的退休标准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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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仪礼》，官员在七十岁时可以要求退休。因此自太祖时期以降，七十岁是文武官员规定的退休年龄。然而，即便朝廷给退休官员提供了优渥的赏赐，绝大多数年迈官员都不会主动呈请退休。尽管朝廷时而命令某些年纪过大的官员离职，却不曾展开全面性的调查，强迫每位官员准时退休。不满于逾龄的官员霸占职阙，却无所表现，一些人持续呼吁朝廷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皇祐三年，知谏院吴奎建议，谏官应该弹劾任何超过七十岁还不打算退休的官员，并说道：“由文、武二选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傥不以礼法待之，则是废名器而轻爵禄也。”在仁宗朝，随着文武之分的深化，吴奎认为文武官员皆是“君子”，应该遵行同样礼法的想法显然已是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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