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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官员要求换官，可能只是为了享受对自己有利的人事规定，例如，文官为了避免守丧去职或届龄致仕而改换武官；相反地，欠缺文学才能的武人官僚可能会要求改换文资，以追求更高的权力与地位。为了防止官员取得不适合的职位，朝廷持续制定新的法规以限制文武转换的要求。大中祥符三年下令：“京朝官换武职、诸司使以下换文资者过试时务策三道，不习文辞者许直述其事，其换武职问以边事。”也就是开始以考试来筛选申请换官者。
大中祥符五年，朝廷进一步规定申请换为武职的文人官僚须考测其武艺。大中祥符九年之后，由于朝廷强迫文官去职为父母守丧，一些拥有年迈双亲的文官乃意图借改换武资，来规避离任守丧三年的规定。因此，朝廷于乾兴元年下令，唯有双亲皆已亡故的文官才能提出换为武职的要求。在仁宗时代，朝廷采取了更多的限制措施以阻止武官转换为文资。天圣七年规定，官位在殿直以上的武官不得换成文资。也就是说，唯有低阶武官才有机会从武资转调为文资。或许，文人精英认为，在军队长时间服务的资深武官并不适合文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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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阶武官而言，转换文资的条件也变得更为严格。除了以笔试测验文学素养外，朝廷还会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天圣八年下诏：“三班使臣本文吏子孙，年二十五以上，许量试笔札、读律，与换文资。”也就是说，来自文臣家庭的三班使臣，在通过文书写作与法律知识的测验后，可以改换为文资。类似的规定也适用于品阶低于三班使臣，却想转调文资的武官。宝元元年，朝廷限制殿侍转换文资的资格，仅限父祖三代之内曾任文官者才可申请。
庆历三年，对下层武官换文资的限制略有放松，下令：“三班奉职以下换文资者，历官无赃罪，虽三代非文资，而有亲叔伯、兄弟见任者亦听。”将三班奉职以下的武官转换文资的资格，由直系的祖先三代须曾任文官，扩张到旁系血亲中有现任文官。总而言之，武官需要同时拥有文学才能，且与文官家庭有某种血缘联结，才能从武资换为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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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者将家庭背景作为申请转换文官的条件，显示了当时认为担任文官的条件之一，是与文人传统有所联结。出于这样的考量，出身文官或文人背景的武官，在文武转换上的待遇明显与职业军人有所不同。天圣四年，朝廷允许曾经参与科举考试的三班使臣申请转调为文资。至于过去从文官转换为武官者，则可以申请改回文资官，而无论其品秩高低。
结尾文人背景在武官申请转换文资的过程中极具重要性，反映出文官有意减少不同文化背景者担任文职的机会，以维持其群体之“纯净”。在各种规定的限制之下，文武官之间的转换交流日渐减少。也因为双方在沟通上受到限制，彼此间的紧张关系自然加剧。仁宗时期，文人与武人拥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信念，通过政治制度而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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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的法令规章将文武官的差别待遇制度化，双方阵营的歧异变得空前巨大，彼此之间身份的转移则被有意识地加以限制。通过政治制度，文官不仅确立了与武臣的区隔，更将双方的隔阂延续到后代子孙身上。如此一来，通过政治制度区隔文武，成为文人精英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的手段，全体官僚被区分为两个具有某种敌对意识的阵营，这是分析11世纪中国政治史时不可忽视的议题。
参考文献：
- 《仪礼》
-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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