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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长江流域早期玉文化初论（四）|长江文化| a585( 三 )

老年美人国王江山末代慕容熙后燕


|贺云翱：长江流域早期玉文化初论（四）|长江文化| a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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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审美观玉器。作为一种广义的雕刻艺术，是中国特有的工艺美术，而这种艺术形式的催生动力就是巫术，正是因为这样，作为一种纯粹精神文化的产物，它孕育而成的审美观之影响就特别深远。郑旗先生曾以良渚玉器为例，探析中国美学精神之形成，得出结论为：玉石、巨石，中西对偶；天人合一，至大至美；文质彬彬，以质为本；外柔内刚，以柔克刚 13。颇具见地。我们认为，从玉器上发育出的审美观包括艺术审美和社会审美，艺术审美是人们通过对玉器选材、造型、构图、琢磨、抛光、成形等一系列工艺过程的反复实践，积累了有关美丽、稀奇、坚致、温润、优化、对称、均衡、和谐、组合、灵动、光亮、剔透、含蓄、细腻、威慑、动感等一系列艺术概念，这些在我们欣赏古玉时完全可以感觉得到。社会审美则主要是表现在对真、善、美的发掘和认识上。“美”是玉的第一要义，“美石为玉”就是对玉的最本质的归纳。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每一件玉器都有质感上的美丽，远古时代人们对玉追求的是一种“质”之美，形在其次，“质”是先天的，“形”是后天的，但是，这种“质”的内涵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产量、色彩、硬度、透明度、发声等等，以致后来由这些自然属性演绎出“於玉比德”的“人伦”美之说。“於玉比德”指的都是玉的本质之美，而不包括后天所加的人工之美。由玉养成的审美观与后来的“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之说具有本质的一致，体现的是东方式的美学观。
求“真”也是制玉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审美观，从7000年前左右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到6000年前左右的崧泽文化，再到5000年前左右的良渚文化，表现在玉器上，就是人们对“真玉”不断探索、选择、把握的过程，甚至一直到孔子时代，还有所谓“贵玉而贱珉”的讨论。对“真玉”的追求和寻觅，对“真玉”的喜爱和崇尚，强化了“真”的社会审美观，“真玉”与礼制，与等级，与财富，与权势，与眼力等发生了联系，以致没有“真”，“玉”也就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甚至真玉里掺入了一点瑕疵，都会成为人们的心头之憾。
求“善”其实原来也是制玉的直接目的之一，早期玉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辟邪”，即辟除邪恶，而且，在后来的“玉德”说中也有“仁”、“义”、“容人”之内涵，但是，由于这种“善”先后包容在“神器”和“礼器”之中，“容人”也仅限于“独善其身”，因而它未能象“美”、“真”那样更多地赋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也许，有关“善”的社会审美观，直到佛教传入中国后才逐步最终完成。
玉的科学观。“制玉”是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专家们证实，长江流域史前玉器的材料来源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殷商时代，虽然和阗玉已有输入，但地产玉石仍占一定比重，即使是春秋时代，“和氏璧”之玉也还属于楚国境内的矿藏。对玉矿的探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良渚玉器用料来源之一的江苏溧阳“小梅岭玉”矿直到1982年才被地质学家钟华邦先生发现 14，不难推测，六七千年前人们对玉矿的寻找和辨认是需要相当知识的。玉器的生产过程中还需要各种“解玉砂”及用比玉石更坚硬的岩石制做的工具，这都离不开野外调查和勘探，由此积累起来的地理、地质知识不容小觑，《山海经》中记载着100多座产玉之山，其中不少分布于长江流域，相关知识或许就是在史前制玉过程中逐步积累的。制玉砣机及各式工具的使用和对“介质”的认识促进了机械原理的进步；对玉器的设计需要各种测量工具及数学知识和造型艺术素养；“玉琀”所反映的“食玉”思想对医学的促进；凌家滩部分玉器进入天文历法领域，也有助于天文学和历法科学知识的累积 15。总之，直到今天，工艺界还认为制玉是一项需要特殊技能和设备的特种工艺，那么，在史前和上古时代，它肯定也是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知识，从而对社会文明的产生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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