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程季淑从不去翻阅梁实秋的稿子,可是她很乐意去听丈夫讲述翻阅的内容,也正是因为此,梁实秋翻阅的经典著作,程季淑都十分熟悉。
在北大任教期间,抗日的救亡呼声也日益高涨,梁实秋在北京创办《自由评论》杂志,旨在提倡民主、宣扬爱国,刊物内容都是涉及政治、外交、学术等方面,因此与各类人物都有接触,程季淑知晓后十分担忧,每次会面的客人从家中离开后,程季淑便问:“那个獐头鼠目的是谁?那个垂首蛇行的是谁?他们找你做什么?”
妻子的一番话,让梁实秋警觉起来,后来,果然有人来做说客,希望借梁实秋的名声为自己造势,还在梁实秋生日的时候送礼物。
虽然梁实秋对政治毫无野心,但是遇到这样的事,他也怕惹祸上身,每次都是坚决赶走那些送礼的人,对此,程季淑十分支持,说:“我愿意省吃俭用的和你过一辈子,只要平静安宁一点就好,我不羡慕那些有办法的人,”程季淑的这种清高,颇有其祖父清廉的遗风。
1949年6月,梁实秋夫妇和小女儿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他供职于教育部下属的“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馆长由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兼任,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多,业务加重,杭立武无暇顾及,便让梁实秋来做代理馆长的职位。
其实行政事务本来不是梁实秋所擅长的,人事应酬更加让他心烦,接任之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都来邀请,不去的话工作难做,去了之后又疲于应付,梁实秋觉得实在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有一次在宴席上,一位认识多年的老友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梁实秋自认为平生是靠学识生活,从不趋炎附势,如今朋友这样的调侃,分明是在嘲笑他,这让梁实秋觉得是奇耻大辱,回家之后,他对程季淑说了心中的委屈,程季淑却劝他赶紧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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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程季淑知道官场上的作风,根据她祖父的经验,做官的人最好是两袖清风,不要贪赃枉法,何况是世途险恶的官场,如果哪天得罪了人,自己也会有危险, 不如迟早退居幕后。
程季淑劝解丈夫说:“假如有一天,朋友干了坏事坐地分赃,你可以分到极大一笔钱,你接受吗?如果接受了,那么就有把柄被人握在手中,如果不接受,就会被同僚猜忌,唯恐被你检举,他怀着这样的心思,定会害了你的。”
妻子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梁实秋坚定了辞职的心,不久之后,他趁着政府改组,离开了编译馆,去了台湾师大做教授,此次辞职,也让他们夫妻心生感慨,在职位上的时候,门庭若市,来拜访的朋友极多,陌生人也想方设法来拜见他,有的甚至煞费苦心拜托到程季淑身上去。
如今梁实秋辞职后,家中是门庭冷落,无一人上门来拜见,就连以往很好的朋友,都不来了,梁实秋也明白了权利会扭曲人性,他更加感谢妻子当初劝自己辞职回家。
在梁实秋眼里,妻子虽然表面柔弱文静,内心却是个女强人,在关键时刻有勇有谋。
1963年的12月,一名盗贼传入了梁家,手上拿着枪逼迫书房里的梁实秋给钱,当时程季淑正在书房里准备午餐,听说丈夫被胁迫,立即奔入书房,面对拿枪的盗贼,程季淑十分冷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直说,我们会答应你的。”
听了此话,盗贼的稍稍放松了一些,谁知正在这时有人来拜访,梁家的门铃突然响起,让盗贼心中无比恐慌,他还以为是程季淑悄悄报了警,当下便气急败坏的要和梁实秋夫妇同归于尽,程季淑也不慌,安抚盗贼坐下,自己出去打发走了人。
等程季淑回来之后,盗贼让她交出财物,拿走了程季淑的手表和首饰,可是盗贼不知道,梁家有两个首饰盒,一个装的是真首饰,一个装的是赝品,盗贼匆忙之下拿走的珠宝,正是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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