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程季淑从不去翻阅梁实秋的稿子，可是她很乐意去听丈夫讲述翻阅的内容，也正是因为此，梁实秋翻阅的经典著作，程季淑都十分熟悉。
在北大任教期间，抗日的救亡呼声也日益高涨，梁实秋在北京创办《自由评论》杂志，旨在提倡民主、宣扬爱国，刊物内容都是涉及政治、外交、学术等方面，因此与各类人物都有接触，程季淑知晓后十分担忧，每次会面的客人从家中离开后，程季淑便问：“那个獐头鼠目的是谁？那个垂首蛇行的是谁？他们找你做什么？”
妻子的一番话，让梁实秋警觉起来，后来，果然有人来做说客，希望借梁实秋的名声为自己造势，还在梁实秋生日的时候送礼物。
虽然梁实秋对政治毫无野心，但是遇到这样的事，他也怕惹祸上身，每次都是坚决赶走那些送礼的人，对此，程季淑十分支持，说：“我愿意省吃俭用的和你过一辈子，只要平静安宁一点就好，我不羡慕那些有办法的人，”程季淑的这种清高，颇有其祖父清廉的遗风。
1949年6月，梁实秋夫妇和小女儿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他供职于教育部下属的“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馆长由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兼任，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多，业务加重，杭立武无暇顾及，便让梁实秋来做代理馆长的职位。
其实行政事务本来不是梁实秋所擅长的，人事应酬更加让他心烦，接任之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都来邀请，不去的话工作难做，去了之后又疲于应付，梁实秋觉得实在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有一次在宴席上，一位认识多年的老友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梁实秋自认为平生是靠学识生活，从不趋炎附势，如今朋友这样的调侃，分明是在嘲笑他，这让梁实秋觉得是奇耻大辱，回家之后，他对程季淑说了心中的委屈，程季淑却劝他赶紧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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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程季淑知道官场上的作风，根据她祖父的经验，做官的人最好是两袖清风，不要贪赃枉法，何况是世途险恶的官场，如果哪天得罪了人，自己也会有危险， 不如迟早退居幕后。
程季淑劝解丈夫说：“假如有一天，朋友干了坏事坐地分赃，你可以分到极大一笔钱，你接受吗？如果接受了，那么就有把柄被人握在手中，如果不接受，就会被同僚猜忌，唯恐被你检举，他怀着这样的心思，定会害了你的。”
妻子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梁实秋坚定了辞职的心，不久之后，他趁着政府改组，离开了编译馆，去了台湾师大做教授，此次辞职，也让他们夫妻心生感慨，在职位上的时候，门庭若市，来拜访的朋友极多，陌生人也想方设法来拜见他，有的甚至煞费苦心拜托到程季淑身上去。
如今梁实秋辞职后，家中是门庭冷落，无一人上门来拜见，就连以往很好的朋友，都不来了，梁实秋也明白了权利会扭曲人性，他更加感谢妻子当初劝自己辞职回家。
在梁实秋眼里，妻子虽然表面柔弱文静，内心却是个女强人，在关键时刻有勇有谋。
1963年的12月，一名盗贼传入了梁家，手上拿着枪逼迫书房里的梁实秋给钱，当时程季淑正在书房里准备午餐，听说丈夫被胁迫，立即奔入书房，面对拿枪的盗贼，程季淑十分冷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直说，我们会答应你的。”
听了此话，盗贼的稍稍放松了一些，谁知正在这时有人来拜访，梁家的门铃突然响起，让盗贼心中无比恐慌，他还以为是程季淑悄悄报了警，当下便气急败坏的要和梁实秋夫妇同归于尽，程季淑也不慌，安抚盗贼坐下，自己出去打发走了人。
等程季淑回来之后，盗贼让她交出财物，拿走了程季淑的手表和首饰，可是盗贼不知道，梁家有两个首饰盒，一个装的是真首饰，一个装的是赝品，盗贼匆忙之下拿走的珠宝，正是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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