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谱|“这个批评一辈子都记得”

邓逸凡将军,原名邓福坤,学名邓国雄,曾用名邓惠民、邓彦,广东兴宁县水口镇峭峰堡村(今小丰村)人。其祖父邓仁古,中年曾开糟坊酒店和豆腐店,置田产若干,后破产。其父亲邓官叔,不喜劳作而赞成革命。其母曾氏,出身贫寒,性格温柔,早逝。他8岁入私塾念《三字经》,后入兴民中学就读,因在该校加入青年改造社(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公开称呼),被通缉流亡,其时16岁。
某日,邓逸凡至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报名。一排长见其个子矮小,以掌推其走。邓逸凡不服,高声争辩。连长邱少郊为客家人,于屋内闻客家话,急出,问:“小老哥,什么地方人?”答:“兴宁人。”邱少郊即命令排长:“把他留下。”邓逸凡由此步入军旅生涯,相继服役于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教导团等部队。
将军谱|“这个批评一辈子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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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六十三师奉命由广州至南雄,阻击红军。邓逸凡时任代理排长,率20余人于粤赣边界的中站街布防。次日,被红军包围,不战而降。其时,一位红军军官——连政委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工作?”答:“想当宣传员。”继问:“你会写字吗?”答:“会。”军官取纸笔,曰:“你写几个字看看。”邓逸凡乘兴挥毫。连政委大喜,曰:“你不用当宣传员了,就当文书吧。”后支队政委李赐凡闻之,亦大喜,曰:“你不用在连队当文书了,到支队当书记吧!”
1932年冬,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邓逸凡受命任担架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率担架队80余人,随部队转战十个月,圆满完成抢救伤员任务。后因其未能动员担架队员全部参加红军,于师政治部大会上挨批斗,会后邓逸凡行军、打仗,斗志仍昂昂。
红军长征时,邓逸凡因从旧军队来,被列为“审查对象”,取消了勤务员、运输员,由师宣传科调任军事统计工作。他尽职尽责,规范统计表格,建立报告制度,受军团长林彪赞扬。
长征途中,统计工作尤为辛苦。掉队的,逃跑的,打伤的,丢失的东西,补充的东西,都要报。晚上八点到宿营地,大家安寝,但邓逸凡不得安寝。统计实力,计算、核实,第二天天一亮就交给首长。
长征时,开始一天报一次,后来五天报一次,再后来十天报一次。某日,舒同同志画了一幅宣传漫画,嘱邓逸凡刻蜡板油印。他在画上加了几笔,印出后模糊不清。舒同见之,不悦,严厉批评曰:“邓逸凡同志,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邓逸凡曰:“这个批评一辈子都记得。”
长征途经云南时,邓逸凡因任统计员,需背全师的统计资料,特向某领导申请免背步枪。领导斥之为“动摇分子”,并令特派员暗中监视。过金沙江后某日,某领导清点人数,大惊:监视邓之特派员早已逃之夭夭,而被监视者邓逸凡负重而行,精气神十足。史载,中央红军长征前部队和机关人员约八万六千人,长征到达陕北只万余人左右,损失近八万人。邓逸凡将军言,其实不止这个数。以二师为例,出发时有七千人,途中合并其他部队的,俘虏的,招兵的,约补充三万多人,那时途中招兵,一招就几千人。二师总数应是三万七千余人,到了陕北只剩七百多人,损失了三万六千多人。其他红军部队也有这种情况。
邓逸凡将军性格古板执拗,不善通融,不善迎合,故人生坎坷,仕途维艰。1943年夏,陈毅召机关各部长开会。会上,政治部干部反映政治工作削弱问题,矛头直指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陈毅嘱时任政治部秘书长的邓逸凡将意见整理汇总,上报中央。邓逸凡由此受饶漱石排挤。“文革”中,林彪批评“政治学院不讲政治”。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的莫文骅和副政委邓逸凡遂挨批斗,将军屡屡检讨而难通过。邓逸凡将军1984年离职休养。将军隐居家中,唯以养鸡种菜为乐。八十高龄后,仍戴笠荷锄,拎水浇菜,精气神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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