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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罗素《西方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点大体上代表着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的流行见解。他告诉我们说，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
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把灵魂分为理性的与非理性的两个部分是对。他又把非理性的部分分为生长的（这是连植物也有的）与嗜欲的（这是一切动物都有的）。
当其所追求的是那些为理性所能赞许的善的时候，则嗜欲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理性的。这一点对于论述德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本身是纯粹静观的，并且若不借助于嗜欲，理性是绝不会引向任何实践的活动的。相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
理智的德行得自于教学，道德的德行则得自于习惯。立法者的职务就是通过塑造善良的习惯而使公民们为善。我们是由于做出了正直的行为而成为正直的，其他的德行也是一样。亚里士多德以为我们由于被迫而获得善良的习惯，但是到时候我们也就会在做出善良的行为里面发见快乐。
这就令人联想到哈姆雷特对他母亲说的话：即使您已经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节妇人的样子。
习惯虽然是一个可以使人失去羞耻的魔鬼，但是它也可以做一个天使，对于勉力为善的人，它会用潜移默化的手段，使他徙恶从善。
现在我们就来看他那个有名的中庸之道的学说。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每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这一点可以由考察各种不同的德行而得到证明。
勇敢是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
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
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
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
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
有些德行却似乎并不能适合这种格式，例如真理性。亚里士多德说真理性是自夸与虚伪之间的中道，但是这只能适用于有关自己个人的真理性。我看不出任何广义的真理性可以适合于这个格式。
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问题的意见，往往总是当时已经因袭成俗的那些意见。在某些点上，它们不同于我们时代的见解，而主要的是在与贵族制的某种形式有关的地方。
我们认为凡是人，至少在伦理理论上，就都有平等的权利，而正义就包含着平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包含着的并不是平等而是正当的比例，它只在某些时候才是平等。
一个主人或父亲的正义与一个公民的正义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奴隶或儿子乃是财产，而对于自己的财产并不可能有非正义。
如果儿子很坏，一个父亲可以不要儿子；但是一个儿子却不能不要父亲，因为他有负于他父亲的远不是他自己所能报答的，特别是他的生命。
在不平等的关系上面，这是对的；因为每个人所受的爱都应该与自己的价值成比例，因此在下者之爱在上者就应该远甚于在上者之爱在下者。
在一个良好的婚姻里，“男人依照他的价值、并就一个男人所应该治理的事情来治家，而把那些与女人相称的事情交给女人去做”。
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最好的个人，他应该有适当的骄傲，并且不应该把自己的优点估价过低。他应该鄙视任何该当受鄙视的人。
亚里士多德关于骄傲或者说恢弘大度的人的描述是非常有趣的；它表明了异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差异，以及尼采把基督教视为是一种奴隶道德之所以有道理的意义何在。恢弘大度的人既然所值最多，所以就必定是最高度的善，因为较好的人总是所值较高，而最好的人则所值最高。因此，真正恢弘大度的人必定是善良的。
各种德行上的伟大似乎就是恢弘大度的人的特征。逃避危难、袖手旁观，或者伤害别人，这都是与一个恢弘大度的人最不相称的事，因为他——比起他来，没有什么是更伟大的了——为什么要去做不光彩的行为？……所以恢弘大度似乎是一切德行的一种冠冕；因为是它才使得一切德行更加伟大的，而没有一切德行也就不会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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