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简纸是指在楼兰遗址发现的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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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
1899年至1902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古楼兰遗址首次发现了汉晋时代的木简与文书残纸。1902年他委托德国的汉学家希姆莱与孔好古研究的这批资料成书出版，取名为《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其他》(又名《楼兰残字及遗物》)。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三次赴中国新疆考古，他沿着斯文赫定的考察线路把重点放在楼兰。他将曾在天山南路和闻民丰尼雅遗址获得的魏晋木简与此次新获的楼兰木简、文书残纸，一并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碗研究。1909年罗振玉从沙碗处得到斯坦因所得的部分资料，与王国维共同研究，子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书中同时收人了楼兰出土的文书残纸。在这些残纸中，纪年最早为三国曹魏嘉平四年(252),最晚则为西晋永嘉四年(310)，包括书信、公文、簿籍、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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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白贴楼兰残纸中的楷书作品，还明显沿用竹木简上书写方式的例子已很少。《战国策》写本残纸，字形扁平，横向节律明显，用笔较滞重，结体还保留着浓重的隶书遗痕，但波碟之势减弱，形构也开始楷化。这件作品的成书时间可能早千魏晋时代。与其不同，《郭揖休让书》残纸则表现了一种既蕴藉又潇洒的时代风气，用笔与《敦煌悬泉置楷书残纸》一脉相承，形体与结构虽还保留着分书旧体的遗痕，但已无滞重之用笔，在快节奏的书写中，使人感受到同期抄书、抄经体的影响。这样的作品尽管给人新鲜之感，但较之同时代书法家手中的楷书，极有可能具有偏于质朴的倾向。兼于二者之间的《焉誉玄致人书札》，带有一定的行书趣味，字形趋方，点的运用颇类章草，分量较重，虽不及《郭揖休让书》飘洒，但隶意削减稍胜。楼兰残纸中最具新意的楷书作品，当数《九月廿日文书》与《急就章》残纸。此二纸字形结构转扁为长，已明显脱去了波碟之意。尤其是《急就章》残纸，笔画开始独立，在劲利挺拔的运笔中，使人感受到晋人楷书脱离隶书用笔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斯坦因考察楼兰之前从新疆尼雅获得的晋代简犊上看得尤为真切，那就是西晋泰始五年(269)前后的《诣鄯善王检》木牍(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都善即为楼兰，故此犊当属楼兰之物。日本西川宁博士曾亲往伦敦调查，指出这件楷书作品的“横画、转折部分使用了三过折的笔法，还有‘邑’部竖画应用了地道的悬针，。据此他认为楷书的形成期，当在西晋初期。确切地说，“形成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时间概念，现有的早期楷书资料初见于东汉，到西晋初年，形成期已历两个世纪左右。所以楼兰简牍中这种楷书笔法中三过折法的出现与定型，应视为楷书成熟期的开始。《诣鄯善王检》木犊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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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文书
此外在《繇顿首书札》《张超济书札》等残纸上，爽利、劲拔的用笔，都反映了楷书开始向成熟演化，并表现出从同期行、草书中吸收用笔方法的倾向。楼兰残纸中的行书作品，亦十分可观。部分行书作品只是将前述楷书快写，从实用简便出发，表现了率意的特征，《永嘉四年八月十九日帖》(310),《白敦煌帖》《诸将残纸》便是这类的代表。在《济逞白报帖，《正月廿四日书札》《热想帖))《九月十一日劝报帖》,《小人董奔帖》中，则更体现了行书本身的审美特征。点画的呼应，运笔的转、折、提、按、映带与牵连，以及结体的疏与密、纵放与收敛等，变化极为丰富。在章法上，或如字距拉开的《热想帖》疏朗简远，或如字距紧密的《小人董奔帖})气势流贯，其末行“客故复”三字，有行草意趣，连绵不绝，一笔到底，神完气足，似出大家之手。在这些残纸中，行书部首已经约定俗成，如“心”“衣”“示”“欠”等，由草书转换而来的简省写法，成为普遍的“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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