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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施政纲领能够被后世的皇帝所继承，朱元璋特地写了一部《皇明祖训条章》，并且提到“后世有敢变乱祖制者，以奸臣论。”将禁戏在内的各项条例希望用“祖宗之法”的形式保存下来贯穿明朝始终。但是士大夫官僚阶层很快就在禁戏这一层面打破了“祖宗之法”，朱元璋死后不到三十年，宣宗时期官僚阶层就沉迷于戏曲宴饮，甚至因此荒废政事者不在少数，致使宣宗不得不一再重申禁令，禁止官员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但是这样子重申禁令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来说并没有多达的威慑力，仍然挟妓饮宴如故，这一风尚也从官僚阶层向下传播影响到了在南北国子监学习的生员士子们，于是刑部不得不出台新的处罚条例，规定国子监生员不得挟妓饮宴，犯罪者去厨房当伙夫，“南北直隶发充两京国子监膳夫，各布政司发充邻近儒学斋夫、膳夫。满日原籍为民。”但是这些一再重复声明的禁令是由于并没有洪武年间那么严厉的执行，所以无法约束官僚士大夫的行为，在宴会中听曲，看戏的行为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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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时期的官员陈洪谟记载当时官员之间盛行的风气就是“廷臣多事游宴”、“席间出教坊子弟唱歌”，而如果有人恭谨守法，遵守朝廷禁令不参加宴会活动的话，则会被人耻笑为迂腐，“诸同寅皆笑为迂。”和官僚阶层状况相同的还有国子监的生员也是如此，和官员群体中的情况类似，生员之间挟妓饮宴、乃至于生员身份的官员子孙宿娼，宴饮唱戏的现象也没有被相关法律所遏止。在明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时期，一些生员身份的阁臣子弟，时常有狎近乐妓的行为，虽然在文人士大夫中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潜规则，但并未受到法律制约。比如《菽园杂记》就有记载，有一个名叫俞钦玉的生员，是以前刑部尚书的儿子，十分喜欢戏曲这种声色犬马之事，“故刑部尚书士悦子，颇知书，而轻财好色。”之后甚至在京城玩耍的时候死在了娼妓家中，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典范，“成化间，钦玉游京师，客死教坊妓家”。又比如弘治时期内阁重臣李东阳之子李兆先，当时是国子监生员，竟然因为宿娼嫖妓导致了花柳病，以是致病。公(按:指李东阳)一日过其书馆中，书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继晷，“游侠无度。秀才秀才。”虽然李兆先的所谓“游侠”行为没有被检举所以没有受到处罚，不过从他天天沉溺于声色犬马到了“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的频率来看，也不难想象他本人并没有被所谓的禁令和处罚为“原籍为民”的潜在风险所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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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晚明时期，商业的高度发展，城镇的兴起使得社会风俗愈发的崇尚奢侈和享受，因此优伶戏曲在禁令之下快速发展，地主士绅，达官显贵宴会之间请名妓唱戏成为了普遍且日常的行为，成了一项不守祖制约束的日常娱乐活动。由于宫廷宴饮乃至礼仪活动中，戏曲音乐等娱乐节目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这也就导致了禁戏成为了一纸空文，使得戏曲活动具备了合理性，也成为了倡优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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