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说曾国藩是一个善变的人?( 三 )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二十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三百余吨,逆水时速七十华里、顺水时速一百二十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甚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号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任着重要的任务。
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师人才。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加以笔录。译成的书,即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到同治末年,已译成的书籍有数十种,而到光绪末年,则多达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也由制器船炮扩及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至军事、医药等书。国内各地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而获得的。而现代科学知识的种子,正是由曾国藩播下的。
同治九年,曾国藩因天津教堂案而遭受极大的打击。但即使在众口交诋、心力俱瘁的情形之下,他仍念念不忘为清廷培植批人才,奠立他日得以自强的根基。
这年容闳向他提出一套选择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十二至十四岁的聪颖幼童三十名,共一百二十名,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依次回国服务。如果成绩良好,以后即着为定例,每年照数派遣。
如此则中国今后富国强兵的人才,可以不假外求。曾国藩表示同意,随即与江苏巡抚会衔入奏。及曾国藩回任两江,清廷已批准留学计划。
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与容闳等乃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详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虽然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间,曾国藩不幸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仍于当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率领,起程留洋。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贯彻。不过就在这一百二十名留学生当中,已造就了一些人才。最重要的, 是留学风气的开创,它为古旧闭塞的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的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自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已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旅程,所以有人将曾国藩誉为中国的近代化之父。
曾国藩做事果断坚定,正因为有明变为基础,熟知天下大势,有远见,所以能立于不败,在军事上如此,在发展近代工业上也是如此。对此,许多人已做出了评价。如李鸿章之见李瀚章,评论他创水师、援武昌时说:“此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李元度在他所写的《曾文正公行状》中也说:“其识力之高深远密者,不可隐度论也。”民国著名史学家陈恭禄论道:“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能谋而后战,审察利害,不求一时之功,而有深思远见之方略。”现代著名学史家邓嗣禹也说:“曾国藩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事实证明,不但在指挥战争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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