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炀帝 ， 之后“以试为选”的选拔方式便延续至今 。从科举制到高考 ， 古今中外诟病者居多 ， 但正如清末民初思想家章太炎所说 ， “科举制度中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当日的公道之所在” 。
宋、明、清等各朝各代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 ， 实行过多种措施 ， 如将试卷分为“官卷”和“民卷”、将“考试范围”固定在《四书》《五经》、南北方限定不同的入选人数等等 。由公平派生出的政策又使得“选贤与能”愈发困难 ， 进而质疑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
这种缠绕的悖论一直延续至今 ，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争论也是如此 。本文摘自杨国强先生最新的增订版《衰世与西法》 ， 以历史的角度解释科举制 ， 会获得更丰富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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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
自封建变为郡县 ， 则帝王治理天下不得不选官 。
与世路里的这种社会变迁相比 ， 作为早生的观念 ， 《春秋》讥世卿 ， 已表达了儒学以“尚贤”为义所固然和理之应有的政治理想 。孔子说“选贤与能” ， 孟子说“贤者在位 ， 能者在职” 。要义都在于放开贤路和“立贤无方” 。因此 ， 由世卿变为选官 ， 引此以为理路 ， 便是由世及变为尚贤 。
汉代始行察举取士 ， 而多以“贤良方正”为名目 ， 正可以看到理想政治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和规范 。顾炎武说其时的“乡举里选 ， 必先考其生平 ， 一玷清议 ， 终身不齿” ， 则察举之能够成为一种制度而用来选贤选官 ， 皆本乎以名荐人而又循名责实 。
以名荐人 ， 说明了名常常走得比实更远；循名责实 ， 又说明了名实之间会有不能贴合和不相对称 。之后是世风与选法交相变迁之下的名实相悖和循名不能责实 。迨魏晋之后 ， “荐举征辟”与“九品官人法”相嬗递 ， 以名荐人已骎骎乎日趋而日归于以族选人 ， 随之是“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皆穷于“上品无寒门 ， 下品无世（势）族”的两头截然界分之中 。
世家多上品 ， 其初始的渊源应当来自于世家更重子弟的养和教 ， 因此世家子弟大半更加可观 。但当选官与家族的依连一路固化而深度板结 ， 致“州郡大吏 ， 但取门资”成为一种长期性和普遍性之后 ， 儒学以“立贤无方”为贤人政治题中应有之义的道理 ， 便在南朝与北朝的选官过程里都由奄奄一息而荡然无存了 。与之相因果的 ， 则是始于“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自身在两头界分的固化板结里内外俱困而四面支绌 。而后隋代继起 ， “罢九品中正 ， 选举不本乡曲” ， 并因此而使行之已经数百年的察举制度不得不变 。
01 隋炀帝置进士之科
隋代罢九品官人法 ， 同时废置州郡长官辟除僚佐的旧制 ， “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咸归“吏部所掌” 。而久分之后此日天下重归一统 ， 又决定了随土宇的廓大而不能不大幅度增多守土和治民的地方官 。因此 ， 比之南北分据时代的小朝廷 ， 则一统之后的大朝廷显然愈多选官的急亟 。
一则记载说：自隋“罢外选 ， 招天下之人 ， 聚于京师；春往秋还 ， 鸟聚云合” ， 另一则记载说：“（隋）炀帝始置进士之科” ， 以“分等”取士 。前一面写照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场面 ， 后一面记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科目 ， 而两者之要端皆在考试 。若就先后论始末 ， 则察举之日已曾兼用过考试以分高低的办法 ， 但数百年之间其法一变再变 ， 遂成前之考试不同于后之考试 。后人概论其间的变迁之迹曰：
其先以考绩补救于既用之后 ， 其次寓试于选 ， 又其次乃以试为选 。隋之开科取士 ， 特试之演进 ， 而亦选之变更 。
与前代用察举选人而济之以考试相比 ， 隋代已是“以试为选” 。两者的不同在于 ， 察举选士的实质是以人选人 ， “以试为选”的实质是以文选人 。而“试之演进”的过程带来选士之法的变化 ， 正是这样造成的 。之后是“唐承隋法 ， 不改其理” ， 正在变化的选士之法遂因之而能够在延续中得以沉积凝固而制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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