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这种演进发展的眼光来观察，我们在这篇竹书《四寺》当中还可以看到更多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早期样貌。
澎湃新闻：请您再简单谈谈我们还能看到哪些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早期样貌呢？
辛德勇：好的，在这里我首先来谈谈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
刚才我谈到，中国古代成熟的天文月，其月份划分是以二十四节气中“十二节”逐节的开始时间作为每个月的起始时间的。这里所说的“十二节”，是所谓二十四节气可以两两组合，分成十二个“节”和十二个“中”，即一个节气后面跟着一个中气就构成了“一节”。刚才我提到的“十二节”，指的就是这每一节开头的十二个节气，包含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更加清楚地讲，上述这十二节气，就是各个天文月开始的时间。
好了，了解到这些情况，大家就很容易明白，这种完备的天文月，是以二十四节气的划定为前提的。
然而二十四节气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个样，它有一个由少变多的演化过程。现在我们在竹书《四寺》中既然看不到以十二节气为月首的天文月，就显示出全套的二十四节气尚未形成。
我有一篇《话说二十四节气》（《辛德勇读书随笔集》之《天文与历法》分册收入此文）的讲稿。在那篇讲稿里，我推测说，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很可能是在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颁行的一项重要天文历法的制度。在这之前，我们看《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还仅仅列有“二分二至”（即春分、秋分、冬至和夏至）和“四立”（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这“八节”。那么，更早呢？在《尚书·尧典》中就已经见有“二分二至”（分别称作“日中”、“霄中”、“日永”和“日短”）。
附带说明一下，“二分二至”是四个关键的天文节点，这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四寺》中的所谓“四至”，是四个具有特殊天文涵义的点。从理论上讲，这四个点都是不可移易的。所谓二十四节气除了这四个点之外，其他那二十个节气，都不过是以此为参照做算数做出来的结果。把这四个点的夹角做对分，就会得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这“四立”点。在二十四节气形成的过程中，第一阶段，是“二分二至”的设立，而第二阶段，便是分设“四立”。
《尚书·尧典》的成书时间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不易简单叙说清楚。我本人，倾向于认为其写定成书的时间是比较晚的，但这不等于书中的内容也都出自晚近的时代，这“二分二至”点的记述，依据相关的星象，就应该产生得很早。
这样，从《尚书·尧典》到《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中间有很长一段空白的时间段，我们不清楚它是变了还是没变。
在看到竹书《四寺》当中，我能够清楚认证的只有“二分二至”，即仲春之月，“日月分”——春分；仲秋之月，也是“日月分”—— 秋分；仲冬之月，“日至于南亘”——冬至；还有仲夏之月，“日至于北亟”—— 夏至。然而还没有看到“四立”的名称，更看不到“二分二至”之外任何一个太阳视运动轨迹中的节点。同时，《四寺》中每月三“寺”总共三十天的置月形式，也基本上排除了设置“四立”的可能。所以，我推断在撰着这篇《四寺》的战国时期，还没有出现“四立”。
这样的推论虽然还很初步，但至少我们可以认定，《四寺》的发现和利用，会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二十四节气的早期样貌。
其次，《四寺》记述的这种太阳年，可以理解为是由三十六“寺”或三十七“寺”构成。我曾推论，商人施行的是一种太阳历，而商代后期祭祀祖先的祀周，或是三十六祀，或为三十七祀，二者间隔出现。由于商人的祀周为十天，所以这样的安排就是想要体现三百六十五天多这个年岁长度的平均值。商人以“祀”称年的道理也就在这里（说见《天文与历法》所收《论年号纪年制度的渊源和启始时间》一文）。
现在，当我看到《四寺》中这种一年三十六“寺”或三十七“寺”的说法时，自然会想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也自然会进一步增强我的自信。只不过商人是交替施行三十六个祀周或三十七个祀周的年，而到了撰著《四寺》的战国时期，应该是把第三十七“寺”活活切割开来，需要过几天，就留下几天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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