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太阳年同所谓“中国年”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就是其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不是正月初一，而是立春那一天，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讲的“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
那么这个“立春”是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不懂天文历法的人讲二十四节气把它说得很玄乎，其实没有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就先有了“立春”这个日子——它不过是太阳视运动轨道上的一个特定的点。明白了这一点，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每年都从“立春”这一天开始的年份，只能是个太阳年，必须是个太阳年；换个说法，也就是说，人们过的这种年，是个地地道道的阳历年。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除了证实《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的渊源之外，新出土文献更重要的价值，应该是能够提供传世文献所没有的新材料，对传世文献的记载做出补充或是修正，所以，下面想请您从这一角度，简单谈一下竹书《四时》与《吕氏春秋》不同的那些重要内容。
辛德勇：这个问题很好。要想在学术层面上做出深入的探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比我上面所谈的要重要得很多。
由于只是在昨天粗粗浏览一过，更由于我完全不懂古文字，目前对这个问题我还很难做出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四时》提到了一种“三十六时”或“三十七时”的纪时制度。
为了更好地说明相关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所谓“时”，本来在竹书《四时》中都是写作“寺”，整理者将其读作“时”字。同样，竹书也直接提到了“四时”，但这个“四时”本来也是写作“四寺”。
整理者的释读，固然有他的道理，可是，如果专家们允许我作为一个外行随便胡乱表述一下自己看法的话，窃以为若是究其本义，或者直接把它读作“寺”字会更为合理。
在我刚刚出版的《辛德勇读书随笔集》中，有一个《天文与历法》分册，里面收有一篇小文，题作《追随孔夫子复礼过洋年》。在这篇小文章里，我讲过这样一段话：“若是采用宋人王安石的办法在这里妄自‘说文解字’的话，所谓‘时’者，乃是‘日’之‘寺’也，它本身表示的就是太阳移徙（即所谓太阳视运动）过程中经行的每一个点（‘四时’一词，狭义地说，本来表示的也是太阳视运动一个完整周期中的四个段落）。”
现在，竹书《四时》中“寺”的写法，给拙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寺，表述的就是太阳视运动所经行的某个点，用的，就是“寺”字作为官署或者衙署那个语义。大家若是看看《史记》当中的《天官书》一篇，司马迁称谓星宿等天体为天官，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古人用官寺的“寺”字来表述太阳视运动的经行点，乃是非常顺畅并且相当自然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还要问：“就一个字儿么，不管写成什么样，明白它个大概意思不就行了么，还要费劲扒力地强调这一点干什么？”不为别的，就为只有清楚理解了“寺”所表述的日行轨迹上的那个经停之“点”的意义，才能更加清楚地把握《四时》所记述的太阳年。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准确地理解这篇竹书。
所以，下面我就用《四寺》来称呼这篇竹书，文中的“寺”字也一律照写不改。
澎湃新闻：那么具体来说，您所谈的这种“三十七时”（或“三十六时”）纪时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辛德勇：竹书《四寺》记载的这种“寺”，表述的是十天这个纪时单位，即每十天为一“寺”。前边我刚刚说到，在天文历法意义上，“寺”的本义，是指太阳视运动所经行的某个点，那为什么在这里又成了一个以十天为单位的时间段了？道理很简单，段是以点来切割的，两个切割点中间的那部分，就是段。前边我说“‘四时’一词，狭义地说，本来表示的也是太阳视运动一个完整周期中的四个段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而，在特定的语境下，“寺”这个时间点就转换成了两个时间点之间夹持的那一时间段了。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说“立春，四时之卒始也”，这话讲的没有错，就是连书“卒始”二字，用以体现上一冬时之卒即为此一春时之始的意思，盖四时始于春也。多少知道一点儿数学常识，或是从物理学角度对时间概念多少有一点儿了解的话，都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唐朝学者司马贞虽然没有学过现代的数学和物理，但却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立春日是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可是班固在袭用《史记·天官书》来编写《汉书·天文志》的时候，抄着抄着到这里就看不懂啥意思了，于是信笔一划，就把“卒”字勾掉，从而也就在字面上抹去了司马迁想要突出体现的四时的时间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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