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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在西南联大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对国民党政府腐败彻底失望,并抨击“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少安毋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甚至还获得一个“吴晗诺夫”的外号。
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感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吴晗与胡适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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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悲剧在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特点,丧失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学术为政治服务随波逐流。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是“影射史学”,60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改成了“命题史学”,观点跟着形势走这是什么史学呢?
学者搞政治注定是一个悲剧,不好好研究学问偏偏走仕途,一个书呆子怎么能懂得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无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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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吴晗以大学教授和文人身份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可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居然支持把北京的城墙、牌楼和部分寺庙、古建筑都给拆掉,直到今天人们也感到不可思议。吴晗还积极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失。吴晗对朋友检举,落井下石反戈一击,钱钟书都说吴晗当年整人也很无情。
在知识圈内说吴晗好话的不多,有人说是欺师灭祖、媚权、篡史等等。吴晗的悲剧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吴晗太迷信,太听话,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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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承认胡适是老师,但是否认了胡适对自己的帮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1954年,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都在批判胡适,包括胡适的亲密弟子罗尔纲,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罗尔纲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吴晗虽然与恩师胡适早就划清界限,却没有上纲上线恶毒污蔑攻击。所以谢泳才说,“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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