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维新派不相同于洋务派,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初步资本主义思想( 二 )


 思想|维新派不相同于洋务派,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初步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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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舆编的《翼教丛编》和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是集中反映守旧派思想观点的两部代表作,在对维新思想的“围剿”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湖南。1897年10月,维新派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作为传播变法改制主张的基地。湖南的守旧势力对此极为忌恨,他们攻击时务学堂散布“异端邪说”、“图谋不轨”,要求当局整顿学堂,辞退梁启超等人。在湖南邵阳,维新志土樊锥竟被乡绅诬为“乱民”,驱逐出境。至于上书上奏要求清朝当局治罪维新派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从双方论争的内容来看,维新派与守旧派已经就文化的深层问题展开论辩。
 思想|维新派不相同于洋务派,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初步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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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说与三纲五常之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从学习“西艺”到探求“西政”转进的轨迹。戊戌维新运动在冲击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封建三纲五伦等纲常名教的批判。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道德观念层面的冲突。纲常名教是维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伦理道德理论,集中地体现为“三纲”“五伦”。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是指“君臣义,父子孝,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这五种人际关系准则。三纲五伦作为在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亲疏有别的等级关系。
 思想|维新派不相同于洋务派,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初步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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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强调人们对尊者、长者、圣者的绝对服从和义务,并把这种不合理的道德要求神圣化、法律化,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规范人们言行思想的清规戒律。守旧派坚持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宇宙观,把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说成是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精神力量,具有万古不变的永恒性。无论是洋务派还是顽固派,都把三纲五伦看成是封建制度的命根子,极力加以维护,生怕因封建道德的动摇而引起君主专制的崩溃。他们一再表示:“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三代虽有损益,百世不可变更。”可见纲常名教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们甚至断言:如果没有纲常名教,不讲等级尊卑,人类将不成其为人类,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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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维新派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思想极端仇视,骂维新派是“乱臣贼子”、“无君无父”的名教败类,认为维新派所宣传的西方思想是败坏纲常的祸根,曾廉在给朝上的一道奏折中说:“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西学乱圣人之道,堕忠孝之常经。”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民权之说”兴起,三纲五伦动摇,就会引起封建秩序的大乱,中国就要“夷于禽兽”了。所以把抵制民权平等思想的传播,看做维护封建统治的当务之急。正如张之洞所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思想|维新派不相同于洋务派,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初步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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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认为天下万物无不处于新旧更替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包括伦理道德的变化。中国的“民德”处于危机状态,主要是由于君主专制的戕害和纲常名教的压抑,因此破除三纲造成的等级关系,提倡平等,创立平等学说,是“新民德”的前提。维新派还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批驳了守旧派的纲常名教永恒论,认为三纲五伦、等级尊卑并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恰恰相反,追求平等自由则是人的本性所致。为此,湖南维新志士皮嘉祐系统地发挥并阐述了平等思想,严复在痛斥封建旧道德的同时,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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