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他经常对臣僚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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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高梁河之战，宋太宗坐驴车逃窜
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官员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则宋基本未脱汉唐窠臼。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到了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宋仁宗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范仲淹虽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但其人生事业的主要经历也在仁宗时期，是北宋政坛和思想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 纷纭|王安石变法千百年来聚讼纷纭，他开创的荆公新学更成了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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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考试图
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光大圣人之道的中流砥柱。这一时期的新儒学以“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与之相随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学问家、思想家。朱熹说他“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是很符合事实的。他毕生重视经学研究，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由他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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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一团和气图
在新儒学由“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荆公新学的流行，二是理学（当时称为“道学”）的确立。就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王安石的新学远远超过了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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