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村纪一郎：中国浙江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一个木胎漆碗，距今有7000多年的历史，1989年，我曾在上海博物馆看到过。当时，上海博物馆的学艺员听说我是从日本专程来的，就带我去了仓库。后来，日本北海道也出土了7000多年前的漆器，这说明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从7000多年前漆器就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曾经是兄长、是师长，帮助日本确立了文化的根基。日本又在这个根基上，发展出了非常日式的文化。日本的传统漆工艺，基本上都是同佛教一起，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从前唐朝的漆艺技术，如今依旧“活”在日本，被代代坚守。
其实，造物，都是从模仿学习开始的，日本尤擅此道，并且能进化出更具有日本特色的产品。比如说日产车，最初就是模仿的雷诺汽车，丰田模仿的是英国的奥斯汀和美国的福特。日本的梅雨季节较长，所以日本就能制造出雨天也一样稳健、舒适的车辆，车内的空调，可以进行好几段调节，包括风向与风量。这种照顾使用者的感受，细致入微的设计，是日本的特长。
中国也是一样。从前，中国是“世界的工厂”，由别人提供设计、提供素材，照着别人的要求去做，如今，中国已经诞生了许许多多的世界著名品牌，比如华为的手机。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中国华为的手机。古代的中国，是能够从零开始创造发明的国家，所以今后必定也能创造发明出更多的世界名品，而不仅仅是“便宜货”的代名词。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构成的变化，一门传统手工艺，仅仅依靠师徒相传是不行的，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以东京艺术大学为首，日本的冲绳县立艺术大学、香川县漆艺研究所、广岛市立大学、金泽美术工艺大学、京都市立艺术大学，都有漆艺专业，石川县轮岛还有漆艺技术研究所等。日本从源头上重视传统手工艺，比如我担任理事长的日本文化财漆协会，目前有会员500多人，40年间该协会在岩手县种植了7万棵漆木。7万棵，对于中国来说是小数字，但在日本，已经是了不起的数字了。
中国也有很多的地域传统工艺，比如北京有堆朱（剔红），扬州有螺钿，而且中国也比较重视地域传统工艺的传承，据我了解，北京、武汉、福州的大学里都有漆艺专业的传授与研究。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的周剑石副教授就是我在东京艺术大学的弟子。1989年，我在重庆还见过沈福文先生。他在二战前留学日本，追随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的松田权六教授学习漆艺，后来担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功底扎实，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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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后记：
增村先生的工作室，就是家里的一个小房间，制作用具、参考书、历史资料，分门别类，放得满满当当，用来创造“国宝”的工作台，仅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桌而已。他记得所有东西的位置，整理收拾也都是亲力亲为，“就连我妻子都不行”。
尽管有“日本工艺多源于中国而高于中国”的说法，但增村先生始终视中国为兄长、师长，一直热心于与同中国漆艺匠人的切磋交流，将漆艺成为“亚洲之宝”。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未能前往中国考察，令他深感遗憾。79岁的他，还有诸多去中国考察的计划，所以女儿送了他一款华为手机， “我用的就是华为的手机，非常好”，在日本的“人间国宝”的家里，听到对中国民族品牌的盛赞，大概是此行最大的震撼。（摄影：本刊采访人员 张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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