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落下帷幕，辽东经略杨镐统帅的四路明军三路全军覆没，整个辽东一片风声鹤唳。
《明季北略》中对此做出了详细记载：河东士民谓辽必亡，纷纷夺门而逃也；文武官谓辽必亡，各私备马为走计也；河西谓辽必亡，且留自备而不肯转晌也；通国谓辽必亡，不欲发军器火药而恐再有寇资也；大小各衙门谓辽必亡，恐敌遂至京师而昼夜搬家眷以移也。
更加严重的是，残存的辽东明军中仅有驻守虎皮驿的李如桢部盔甲、战马、火器齐备，沈阳、辽阳明军居然“皆赤身徒步之士，又零星杂乱无所统一……然无甲无火器”。
危局之下，明神宗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曾于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三年任期内，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使辽东“风纪大振”，制定“实内固外，以夷制夷”之策，使努尔哈赤三年不敢轻举妄动。
明神宗此番想起熊廷弼，其实是对他寄予了挽救辽东危局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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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神宗擢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杨镐出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果真不负厚望，一到辽东，便不顾疾病之躯，亲赴抚顺、辽阳等地考察，为挽救辽东危局做准备。
接下来的一年中，熊廷弼多管齐下，使得大明在辽东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针对文官大多不习兵事、文官节制武将影响明军战斗力的情况，熊廷弼上疏明神宗请求给予武将一定的战场自主权。
针对“辽人守辽土”不仅无助于辽东防务，反而催生出大小军阀的情况，熊廷弼上疏明神宗请求征调各地精锐明军驻守辽东。
针对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辽东人心不稳的情况，熊廷弼亲赴辽东各个重镇巡视，安定人心。
针对辽东残军及各地援辽士卒缺乏武器、盔甲、被装的情况，熊廷弼上疏明神宗请求迅速向辽东调拨物资。
针对武将畏敌、贪占军屯田、克扣士卒粮饷等影响军心的情况，熊廷弼将逃将刘遇节和王文鼎、克扣士卒粮饷的游击将军陈伦三人斩于辽阳城外，稳定了军心、提振了士气。
针对李如祯等辽东将领锐气尽失的情况，熊廷弼提拔、重用了祁秉忠、柴国柱、刘渠、李怀信等一大批优秀将领，使得辽东明军战斗力有了较大提升。
至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在明神宗支持下苦心孤诣的熊廷弼，终于成功挽救了辽东危局，大明在辽东呈现出了将领求战心切、士卒士气高昂的良好局面。
眼看辽东在熊廷弼治下一天天好转，努尔哈赤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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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努尔哈赤率三万八旗军出抚顺关经浑河进犯沈阳，熊廷弼率总兵贺世贤、柴国柱将其击败。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努尔哈赤派八旗军进犯蒲河，熊廷弼率周世禄等将领前去增援，八旗军战败后退往沈阳附近的灰山，熊廷弼督军围攻两日，八旗军经石牌山塔儿峪败逃。
既能挽救辽东危局，又能两败努尔哈赤，熊廷弼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统帅之才，那么问题随之而来：熊廷弼为何做不了萨尔浒之战的明军统帅？
要解答这个问题，得从熊廷弼巡按辽东讲起。
万历三十四年，在沈一贯举荐下二度出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鉴于辽东明军在两次东征中损失惨重、宦官高淮在辽东引起的混乱等不利因素，决定放弃曾经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的宽甸六堡。
从表面上来看，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似乎是迫于诸多不利因素的无奈选择，但要结合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争来看，李成梁的无奈之下却包藏着私心。
举荐李成梁二度出任辽东总兵的沈一贯，既是内阁首辅、又是浙党首领，因此，李成梁自然会被划入齐楚浙三党阵营。
万历三十四年，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围绕乙巳京察的博弈已经白热化，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必须在辽东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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