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亚娅：张爱玲跟苏青是戴老师最先发现的。
戴锦华：是我发现的。我为什么会发现？当时有一个电影学院的老教授，把他个人藏书捐给电影学院。没有任何人去整理这些书。我是当时电影学院图书馆里几乎唯一的阅读者，所以我去翻那堆打着捆的书。然后找到一本上世纪40年代谭正璧选编的《女作家作品选》，我在里面读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还有苏青的作品。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名字，从来不知道这两个作家，我读得如醉如痴，余香满口。我就说原来有过这么了不起的作品，这两个作家被埋没了。于是我真的以为我发现了她们。
后来怎么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每一本都是故事，像留学生走的时候丢在屋子里的港台版的一本张爱玲等等，后来孟悦很不容易从北图找到苏青的《结婚十年》等等，每个材料都是这么去获得的。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本书，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做任何修订。张爱玲事实上跟胡兰成是结婚了吗？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她后来跟赖雅的婚姻。所以我说她“一生无夫、无父、无子”，除了无子这条对，其他的都不对。因为没有任何的材料可以找到。
最后是某次开会的时候，从别的学者手里拿到一本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在里面看到张爱玲是一章。才惊觉，张爱玲原来是一个被认可的作家吗？那是她在世界仍然处于冷战格局之中，中国刚刚处于新的文艺的、社会的全面转轨和复兴状态之中的作品。
真的不是辩解，我只是说图书馆的空间可以是一个异托邦，但是它同样被历史、被时代、被社会所定义。我那个时代图书馆里也找不到这些东西。民国的杂志是完全不可能阅读的，要拿到不知道要开多少种介绍信。而且首先你先要知道它存在，你才能去寻找它，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体验，也是跟张老师的叙述接续起来。
刚才张老师说到理论的问题，《浮出历史地表》当中现在可以分辨出很多20世纪西方理论、法国理论的痕迹。不久以前这本书的德文译者给我写信，说，“你是不是特别受到法国女性主义的影响？还是你特别受到某一个女性思想家的影响？”
我特别不好意思地跟他说，这里面有很多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是一本从台湾同学手里借到的《第二性》的残卷；我说这里有一点点席殊，是一个朋友翻译了席殊，他把他的翻译稿给我看；我说这里有一点点斯皮瓦克，因为在一次学术报告当中，有一个学者介绍了这么一位斯皮瓦克。
完全的断编残简、完全的道听途说，相对有一点点系统的是，当时我自己尝试去获得、学习、建立西方电影理论，而西方电影理论很多是20世纪批判理论的延伸。所以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源头，只知道它们的电影理论。说起来理论的长项是非常奇怪的，今天你们很难想象居然是这样的去阅读理论。
1994年赴美，1995年世妇会后回国
离开中国时我是唯一的女性主义者
回来的时候遍地都是女性主义者
戴锦华：但是不论怎么说，历史的、偶然的，它仍是一个理论化的文本解读的一种操练。其中最不清晰的是女性主义，后来这本书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早使用gender而不是sex这个概念，开始使用“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理性别”的观点和概念的东西。毫无疑问它是曲折来自于那半本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她是被后天教养而成的；或者是来自于我和孟悦对于这样一种表述的朴素的理解和体认。
不过这本书在当时的那种偶然和那种孤独，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几个东西同时发生，比如中国社会急剧的商业化，图书市场首先商业化，而图书市场商业化过程当中女性作为重要的卖点，比如张爱玲的流行。
同时与这个话题密切相关的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了筹备这届妇女大会的召开，国际所有重要的基金会资助了全世界女性主义者来中国。这么说有一点张狂和粗暴，我1994年到美国去访问，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之后回到中国。那时候孟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女性主义者，我回来的时候遍地都是女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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