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亚娅：在这本书的“前言”里，王富仁老师认为，把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和女学生这么一个特殊群体结合起来，进而去区别于西方女性写作最开始的自我表达，这是张莉老师在读书期间一个很直觉的、本能式的同时又很新颖的发现。想问戴老师对这本书的评价。
戴锦华：我很早就读了这本书，理由不用掩饰，因为它叫《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我很好奇是怎样一个“之前”。结果始料未及地遇到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它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那种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论，而且是知人论世的——更多地深入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写作的动力、由来，她的素材、情感。但它又绝不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作品论，而是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现在的理解，就是现代女性的发生。
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并不是一件“五四”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我们同时都非常清楚“五四”一代女作家，她们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是全新的发生。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是我当时阅读读得很兴趣盎然的地方。
这本书使我觉得兴趣盎然还在于，她说她是追随者，其实她一直在“挑衅”。她一直在说你们说得不对，你且看我做了如此多的研究之后究竟是怎样的。这也使我感到非常有趣。
所谓五四“新青年”
其实经常不够新
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
戴锦华：其实《浮出历史地表》开始写作的时候我27岁，真的是太年轻了。我只有大学本科学历，跟她们不一样，她们都是博士。我唯一曾经写过的论文就是学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当代女作家的。
之所以要写当代女作家，因为我想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为自己的生命解惑。我通过阅读女作家的作品，了解到很多东西不是我个人独自经历的、有些事情不是我错了。因为我写了这样一个学士学位论文，我的朋友孟悦就觉得我可以继续做这个研究，她就给我认领了一本书回来。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氛围，今天很难想象。她说有一个写现代女作家的选题，你来写吧。我说我写不了。那个时候孟悦是现代文学的硕士生，比我学历高。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她来做框架，我来写作家作品。因为我自以为还是比较会读文学作品的，当时还受到一些欧美新批评的训练。当时我已经在电影学院，我还学了一点结构作者论。我想用电影学研究的结构作者论，加上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也许可以处理这些作品。但是你们要知道，真的太年轻，书读得不够，生命阅历不够，累积得不够，所以真的是一本非常年轻的书。
当然，张老师也说了一个真实，这本书因为写得早，所以它慢慢地重要了。资格老的人仅仅因为牙口老，你活得足够久以后你就重要了。这本书也因为活得久就变得重要了。但是因为它重要了，大家忘记了它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写的一本非常年轻的著作。我经常读到的是它被作为一个经典被挑战，但没有读到对话式的挑战。而今天在张莉这本书中读到了一种“挑战”的动力，同时读到了一种对话的力度，这是我第一次阅读时候非常感兴趣的。
而它这次再版换了一个更好的名字——《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让我更感兴趣。因为近两三年来，经由中国电影史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我在很多地方也表述了我的观点。我说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启，也是我们献祭了悠久的前现代中国历史，以前现代中国历史为代价，艰难开启的现代中国的历史。
而在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很多的东西都从无到有地发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在这个意义上才更是现代中国的新人。她们才是新人，而之前那些所谓“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说得粗暴一点，新青年经常是旧举子，新青年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都携带着社会的激进命题。直到中国崛起，整个中国进入中华和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段的时候，女性议题的激进性才渐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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