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使存在进入变在状态 ， 使均匀时序（chronos）变成起伏时刻（kairos） ， 于是时间变成了历史 。“今”的意象是木铎 ， 是王者通知新法告别旧法之号令 ， 所以“今”虽是此时 ， 其意义却在未来 。能够称为“今”的创制必定意味着一种存在秩序的开始 ， 由此可见 ， “今”是蕴含未来性的历史时态 ， 宣告了未来提前在场而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 ， 使时间超出了当下状态的现时（the present） 。
“古与今”都是根据“作”而定义的历史时态 ， 分别指称过去完成时的历史创制和现在进行时的历史创制 ， 因此与自然时态之间存在着时间错位 。如果一种现行的生活没有发生存在秩序的改变 ， 没有新“作” ， 那么 ， 即使在时间时态上属于现在时 ， 在历史时态上也仍然属于“古”；如果一个制度或精神结构一直不变 ， 即使属于很久之前的创制 ， 也一直具有“今”的当代性 。以古今概念去定义历史时态 ， 则可见一段自然时间可以很长而其历史很短 ， 或相反 ， 一段自然时间很短而其历史很长 。
古今之别 ， 要义在于存在秩序的改变 ， 表现为广义的“革命”概念 ， 既包括政治革命和制度革命 ， 也包括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等等 ， 通常最受关注的是制度革命 。就中国制度之古今而言 ， 可以说有过三次制度革命：商周之变；周秦之变；现代中国之变 。古今分野的历史意识可能源于“汤武革命”的历史经验 ， 但成为历史分析模式则归功于司马迁 ， 他意识到了“通古今”的意义链 。
司马迁所反思的“古今”主要是周秦之变 ， 这次古今之变不止是改朝换代 ， 更是制度革命 ， 意味着历史时态的变更 ， 远不止是斗转星移 。司马迁似乎没有看到商周之变也是一次制度革命的古今之变 ， 因为按照汉朝人的理解 ， 自黄帝尧舜汤武直到秦始皇之前的政治社会制度一直都属于天下王道制度 ， 所以都归为先秦之“古” 。汉朝人的这个理解并不太准确 ， 但无伤大雅 。
以三代为代表的王道政治有可能是自黄帝至先秦的共同理想 ， 但天下制度 ， 包括封建诸侯和制度化礼乐 ， 却是西周的创制 。在周朝之前 ， 尧舜夏商都只是万国盟约体系 ， 尚未建立制度化的天下体系 。秦始皇废诸侯封建 ， 建立郡县一统 ， 这个“大一统”制度是创造历史之作 ， 力度堪比周公之作 ， 相对于“古”的历史时态 ， 秦开创了“今”的历史时态 。假如单以制度变迁论古今 ， 那么 ， 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一直都属于秦汉制度之“今” 。秦汉之“今”终结于清末而变成了“古” 。
现代中国之“今”却是一直尚未定型而仍然处于建构中的“今” ， 即所谓现代性 。然而 ， 中国的现代性尚未完成 ， 全球化运动又将现代中国深深卷入全世界共享的全球性之“今” ， 于是今天的中国同时身处重叠的两种“今”的历史时态 。除了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双时态 ， 今天还面临着比制度革命更深刻的技术革命 ，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量子物理等 ， 这是可能导致“存在之变”的存在论革命 ， 是被预告的未来时态 ， 如此便同时身处三个“今”历史时态 。此乃自古未有之事 ， 此中有着最复杂的命运 ， 在此不论 。
就社会状态而言 ， 古今一切变化又呈现为治与乱的循环转换 ， 因此 ， “治与乱”是与“古与今”并列的另一组历史分析概念 ， 用来分析社会的有序度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 ， 一治一乱”（ 《孟子·滕文公下》） 。《六韬》也说：“天下熙熙 ， 一盈一虚 ， 一治一乱”（《六韬·卷一·盈虚》） 。
盈虚是物质财富水平 ， 治乱则是秩序指标 。这个假托姜太公的观点指出了治乱与盈虚有着高度相关性 。在古代社会 ， 秩序与物质充裕几乎必然相关 ， 罕见脱节的情况 ， 但奇怪的是 ， 今天的发达社会似乎正在走向一种由观念失序所导致的社会失序 ， 可见治乱盈虚之间未必永远相关 。无论如何 ， 治乱循环仍然是尚无反例的变化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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