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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摆渡人”：器官捐献协调员6年协调310余例

【生命的“摆渡人”：器官捐献协调员6年协调310余例】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 ， 做生命的摆渡人多年以后 ， 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 ， 自己协调一名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 。因为脑胶质瘤 ， 男孩做了几次手术 ， 效果都不理想 ， 已经出现脑死亡 。 去见家属之前 ， 刘源内心很忐忑 ， 应该怎么劝说 ， 发生冲突怎么逃跑 ， 他都想了一遍 。 但当孩子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 ， 刘源还是开不了口 。 到了饭点 ， 两人来到一家涮肉馆 ， 要了一瓶二锅头 。几杯酒下肚 ， 孩子父亲红了眼眶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 我不反对 。 ”父亲最终做出决定 ， 男孩捐出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 ， 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 刘源每日奔走各地 ， 寻找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 。但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 。 以前 ， 刘源的成功率不高 ， 现在 ， 10次协调能成功5次 。 工作六年来 ， 他已成功协调310余例器官捐献 ， 自己也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 。 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 ， 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 。 但据统计 ， 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 ， 缺口依然很大 。这让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 ， 虽然我不认识 ， 但是有意义 。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10月30日17时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 一台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结束 。 根据此前电脑系统的匹配结果 ， 取出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 将分别被移植到三位患者体内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 ， 除了医生 ， 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2014年以前 ， 刘源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 。 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 ， 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 。那年11月 ， 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 ， 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 这是一个新兴职业 ， 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 。 从2015年开始 ， 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 ， 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 ， 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 。“病人到这种状态 ， 家属往往很悲痛 ， 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 ， 医生往往也很抵触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 ， 让他们参与进来 。 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 ， 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 ， 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 ， 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 。 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 ， 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 ， 要站在家属的角度 。“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 ， 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 ， 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 ， 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 ”刘源说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 ， 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 。 如果家属不排斥 ， 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 。 这样一来 ， 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 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和家属沟通是重要环节“器官捐献是自愿的 ， 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 。 最后同意也好 ， 不同意也罢 ， 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 ， 我们是尊重的 。 ”六年来 ， 每次见到病人家属 ， 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 。 而和家属的沟通 ， 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 ， 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 。 ”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 ， “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 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 。 ”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 ， 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来 ， 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 ， “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 ， 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 。 ”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 ， 交流过程中 ， 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 ， “要注意营造亲近感 。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 。 2014年 ， 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 ， 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 ， 但效果不理想 ， 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 。去见家属之前 ， 刘源内心很不安 。 当时 ， 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 ， 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 。 他怕出现意外情况 ， 甚至是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 ， 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 ， 这样万一起冲突 ， 方便跑 。 ”刘源说 。各种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 ， 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 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 ， 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 ， “不能敏感 ， 要想得开 ，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 ”相比起成功 ， 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 。 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 ， 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 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 ， 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 ， 把他请进屋 。 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 ， 也没能劝服对方 。 有的器官捐献因为捐献者病情的好转而中止 。为了全力挽救器官 ， 捐献者被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 ， 医生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治疗 ， “每年都有一到两个病人因此有了好转的迹象 ， 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 。 ”这样的“失败案例”让刘源很有成就感 ， “虽然没有捐成 ， 但是救了一个人 。 ”努力填上器官需求缺口刘源有一个书包 ， 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 ， “随时有潜在案例 ， 随时提包就走 。 ”他最轻松的时刻 ， 就是夜里十二点 ， 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 ， 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 。 奔波辗转的人 ， 最享受静谧夜里、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当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 ， 对家庭就会格外珍惜 。 ”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 。 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 ， 刘源不住地流眼泪 ， “我也有俩儿子 。 有了孩子后就觉得 ， 孩子真的不能出事 ， 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 ”如今 ， 刘源已是不惑之年 ， 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 。 2016年 ， 他的奶奶去世;去年 ， 他的表哥去世 。 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 ， 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 ， 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 。 这份工作做久了 ， 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 ， 跟家人较劲、任性的小毛病 ， 全都没了 。 他越来越体会到 ，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 ， 而是一个家庭的 。“把家庭照顾好了 ，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 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 ， 真到死亡那天 ， 才能不留遗憾 。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 ， 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 ， 他更在意的是 ， 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 。 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 ， 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像刘源一样主动登记、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 。这几年 ， 刘源明显感觉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 尤其是在北京 。 以前 ， 刘源的成功率不高 ， 10个里能有两三个成功案例 ， 现在 ， 10次协调里能成功5次 。11月初 ， 在北京佑安医院东侧的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 ， 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 ， 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 。 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 ， 他和他的团队 ， 以及全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 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他们是死与生之间的中介 ， 是生命的摆渡人 。（新京报见习采访人员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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