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用的浅薄与无用的深刻

_原题是:有用的浅薄与无用的深刻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 王安石欲行新法 , 拟变科举 , 兴学校 , 认为声病偶对之文 , 无益于圣王之道 , 不如专意经义 , 要罢诗赋及明经诸科 , 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 又认为贡举不足以取人才 , 须另兴建学校 , 以培养之 。 神宗诏令都堂集议 , 苏轼认为不能以“有用”“无用”评判教育的内容 , 他说:“自文章而言之 , 则策论为有用 , 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 , 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 。 ”(《议学校贡举状》)他指出 , 自唐以来 , 以诗赋得为名臣者不可胜数 , 近世士人希迎有司 , 剽窃经史以为己之所论 , 有司如何分辨?且策论无规矩准绳 , 故学之易成 , 无声病对偶 , 故考之难精 , 其弊有甚于诗赋 。 如杨亿文章华靡 , 为政则无愧忠清鲠亮之士 , 孙复、石介 , 明经通义 , 施之政事 , 则迂阔矫诞之士而已 。
【苏轼|有用的浅薄与无用的深刻】苏轼的见解极其深刻 。 自孔子开始 , 儒家就极重视诗教 , 因诗赋是人的性情的体现 , 难以作假 , 而思想立场却是可以伪装的 。 临民者如果没有淳厚的性情 , 只会残民虐民 , 以满足其功利 。 且诗赋乃雅言 , 以诗赋取士 , 必驱使天下士子追求高雅 , 而一旦习惯成自然 , 入仕后自然常怀谦抑之心 。 为官者如鄙陋无文 , 做事大多胡来 。
苏轼举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 , 立学失败为例 , 说明变更成法 , 是“徒为纷乱 , 以患苦天下”之举 。 苏轼更指出 , 王安石欲废诗赋 , 专取策论之议 , 只会选拔出希迎上意之人 , 而无以获致真正的人才 。 他指出:“夫欲兴德行 , 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 , 审好恶以表俗 , 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 , 君义莫不义’ , 君之所向 , 天下趋焉 。 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 , 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 ”偏偏后世望之不似人君之辈 , 最喜以圣王自任 , 自己尽可以穷侈极欲 , 却要天下人恭默受训 , 如果不是遇到神宗 , 而是遇上明之朱元璋 , 清之雍正、乾隆 , 只此数语 , 苏轼就可能人头落地了 。
神宗得苏轼此状 , 即行召见 , 温勉有加 。 虽仍颁谕罢诗赋 , 用策论 , 但兴学校之议未遽施行 。 苏轼又上《谏买浙灯状》 , 反对朝廷减价采买浙灯四千余盏 , 说:“卖灯之民 , 例非豪户 , 举债出息 , 畜之弥年 。 衣食之计 , 望此旬日 。 陛下为民父母 , 唯可添价贵买 , 岂可减价贱酬?”状上 , 神宗即下诏罢之 。
神宗天性好学 , 为太子时 , 请问常至日晏忘食 。 在神宗去世后 , 宣仁太后告诉苏轼 , 神宗饮食停箸 , 多看苏轼文字 , 常常感叹:“奇才 , 奇才!”对于苏轼的才具 , 神宗衷心欣赏 , 对于苏轼的切直敢言 , 神宗也未必反感 。 但何以苏轼在神宗朝一贬再贬 , 更因乌台诗案 , 险些丢了性命呢?何以在神宗去世 , 哲宗因年幼未得亲政 , 宣仁太后摄政的元祐年间 , 苏轼亦不能见容于与王安石政见相左的司马光等人?这是由苏轼的性情所决定的 。 苏轼死后 , 苏辙为祭文 , 称其“刚而塞” , 即守死善道 , 终身不迁之意 。 苏轼一生 , 只论是非 , 不论利害 , 唯道之所存、心之所安是求 , 故而坎壈终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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