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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昌邛海“渔人”族属当为白族考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 原始标题为《明代建昌“渔人”族属考》 ， 作者刘世旭（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 ， 配图为转载者所加 。────────“渔人”是明代四川建昌(今四川西昌市)境内的一种居民 ， 其族属至今仍未认定 。 有关其人的存在 ， 明《蜀中广记》卷三十四说：“建南部落散处 ， 君长不齐 ， 约其九种 ， 可得而言曰：一、僰人 ， 二倮罗 ， 三、白夷 ， 四、西番 ， 五、麼些 ， 六、卢鹿 ， 七、鞑靼 ， 八 ， 回子 ， 九、渔人 ， 是也 。 ”对于“渔人”的生活习性及婚丧 ， 仅范守已的《九夷考》有唯一的简略记载 。 范说：“其人傍邛湖居住 ， 男昼夜泛舟取鱼 ， 女负笼入市 。 婚姻自相嫁娶 ， 聘用布匹 。 酒食以猪羊泡酒饮之 ， 死葬以棺烧埋 ， 清明日祭扫 。 ”鉴于范氏乃明万历建昌道佥事 ， 所记又是当时事 ， 故其所言当可作为信史 。 虽如此 ， 但遗憾的是 ， 由于这仅是孤证 ， 加之降及清代 ， 有关其人其事已不再见于史载 。明代西昌邛海“渔人”族属当为白族考
西昌邛海如此而来 ， “渔人”是否是一单一的民族和究竟当系何族？便成了清代以来我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和难题 。 研究者们或苦于资料太少无从着手 ， 或仅凭推测“疑此为彝族渔户 ， 被称为渔人（见《方国瑜《彝族史稿》） 。 ”由于这既涉及到其族属 ， 同时又直接关系到南诏移徙的建昌“白蛮”的下落问题 ， 因此理应予以考证和辨清 。从范氏的记载中 ， 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渔人”乃是明代时环西昌邛海而居的一种主以捕渔为生的人 。 他们婚姻自相嫁娶 。 人死 ， 以棺烧埋 ， 即行火化土葬 。 凡此 ， 便为我们探讨其族属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根据调查 ， 自古以来 ， 居住在邛海沿岸的居民虽然大多都能捕鱼 ， 但从宋及今 ， 世代以此为生 ， 并聚而居之构成大村落者 ， 当数邛海东海的大、小两个渔村最为有名和典型 。 对此 ， 当地方志均有记载 。 例如 ， 清道光《宁远府志》即说：“邛海岸上大、小渔村 ， 皆水上生涯 ， 捕鱼为业 ， 傍晚渔歌互答 ， 灯火相映 ， 乘月捕鱼 ， 晓方泊岸 。 ”而民国《西昌县志·艺文志》李拔萃《咏渔户》诗也曰：“大小渔村福自然 ， 深潭绿水有耕田 ， 不用犁锄收获早 ， 醉饱无忧白昼眠 。 ”足证 。 从中可见 ， 其所在地理位置和村内居民的经济生活特征等与范氏所说的“渔人”均完全吻合 。 因此 ， 要弄清“渔人”的族属 ， 无疑就得对这两个村的主要大姓的族源等 ， 分别作一详考 。何氏是大、小渔村中人数最多的一户大姓 。 有关何氏先祖原非为汉的证据 ， 首先是由西昌城区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 ， 亦即“何、陈、段 ， 夷改汉”而引起的 。 这句民谣清楚地表明 ， 何氏的族源应源于“夷类” 。 但究竟应源于什么夷 ， 因史无记载 ， 长期以来一直使人莫辨其详望而却步 。 然而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 却为此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突破的希望 。 最早的证据系来自于对其祖茔地的调查 。 经过多次奔走 ， 现已查明：何氏祖茔地位于与大、小渔村隔海相望的泸山斜坡上 ， 南距泸山第一大寺光福寺约2公里 ， 北与西昌一砖厂紧邻(砖厂后面有成批的大理国至明代的火葬墓群) 。 因历年来各种原因的破坏 ， 现存的墓葬已不多 ， 且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火葬墓 。 这类墓的特点是：骨殖用陶罐装殓 ， 在大块的骨殖上都贴有金箔和写有朱书梵文 ， 尔后掘一圆坑埋葬 。 罐顶填以土 ， 土上多树有一“卵塔”形石质基幢 。 幢顶或系素面 ， 或刻以跌坐佛像和死者姓名 。 已见到的有:“‘亡人何山’、‘亡人何家’、‘亡人何均’、“亡人何安’、‘亡人何柯’、‘亡人何一保’、‘亡人何苗’、‘亡人何温’、‘亡人何小’（见黄宗承《西昌何氏祖茔葬俗演变的调查》 ， 《大理文化》1983年5期） 。 ”根据迄今的调查和考证 ， 这种类型的火葬墓在西昌市郊的北山、桑坡、小山和邛海周围等地均有密集分布 。 时代约在大理国时期至明初 。 其墓葬的分布区城、葬具和出土器物等反映出：墓主居傍城郭 ， 有姓氏 ， 善制陶并崇尚佛教 。 由于南诏移徙的建昌“白蛮” ， 既实行火葬 ， 同时又完全与此相吻合 。 与此同时 ， 再证之以《景泰云南志》卷四楚雄府镇南州风俗条所载：“境内僰人 ， 人死则置于堂中 ， 请阿叱力僧咒之 ， 三日焚于野 ， 取其骨 ， 贴以金箔 ， 书梵咒其上 ， 以瓷瓶盛而葬之 。 ”据此可以断定 ， 包括何氏祖茔地在内的这类火葬墓的基主 ， 均应系南诏移徙之建昌“白蛮” 。明代西昌邛海“渔人”族属当为白族考
西昌境内出土大理、元时期绿釉陶莲瓣纹火葬罐明代西昌邛海“渔人”族属当为白族考
西昌境内出土大理、元时期火葬罐第二类墓为明代埋葬的火化土葬墓 ， 即骨殖仍为火化 ， 仅起坟、垒丘、立碑仿汉法 。 此类墓的封土堆多呈圆形或椭圆形 ， 墓门前原来均立有碑 ， 但遗憾的是现碑多已无存 ， 调查时仅寻觅到三通 ， 且内有两通已被移作它用 。 这些碑的碑文均为正书 ， 阴刻 ， 直排 。 内中 ， 第一通碑中刻“明故考公何公第二之墓” ， 左侧的下端落款为“壬子年冬月吉立” 。 第二通碑中间并刻“皇明故考处士何公第三妣孺人李四第四之墓” ， 右刻“嘉靖壬子年” ， 左刻“季秋戊午立” 。 此碑现仍立于墓前 ， 仅部分字剥蚀 。 第三通碑中刻“明故考何公妣张氏之墓” ， 左刻“庚申年季春吉立” 。 这些墓葬和碑刻反映出 ， 到了明代 ， 在封建统治者的高压和当地汉族的影响下 ， 何氏的葬俗已由纯粹的火葬迅速向土葬过渡 ， 因而出现了如《九夷考》所说的“以棺烧埋”墓 ， 而这正是他们由“夷改汉”的一种标志 ， 同时也是夷、汉葬俗相结合的一种产物 。 其次 ， 《九夷考》所提到的“婚姻自相嫁娶”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 即有证据表明 ， 碑上所载的与何氏通婚的李、张两姓 ， 也都是“白蛮”(下详) 。 再则 ， 尽管其立碑的方式完全是仿汉 ， 但其中仍夹杂了一些本民族的东西 。 例如：碑中所刻的“何公第二”、“何公第三”、“李四第四” ， 便与云南大理白族元明时期墓碑上出现的“一代始祖”、“二代始祖”的称谓相类 ， 而与当地汉族迥异 。 又如：西昌附近汉族的明碑落款都在碑左 ， 而上述第二通碑的落款则在右 。 凡此 ， 都是我国不少民族开始转汉时所难避免的 。 总之 ， 第二类墓葬的出现不仅再次证实了何氏的先祖当为“白蛮”和《九夷考》所说的“渔人” ， 而且它还从中暗示出 ， 他们的“改汉”也当始于明 。第三类墓是完全汉化了的土墓葬 。 此类墓的墓葬形制和碑刻均与当地清代汉族墓别无两样 ， 说明至清代时他们已完全汉化 ， 故不再见诸于史载 。 调查中得见 ， 现仍有一座墓的墓碑尚存 。 此碑刻立于清“光绪十八年五月初四日” ， 中刻“清□寿慈妣何母李氏墓” ， 碑左的落款除年月日外 ， 还加署以孝男名 。 不仅如此 ， 降及民国 ， 大、小渔村的何氏后裔仍在此埋人 。 及至今天 ， 每年清明 ， 他们仍前往祭奠扫墓 。 由此可见 ， 自大理国以来 ， 何氏一直是大、小渔村中的主要大姓和范氏所说的“渔人”中的主体 。继考古所提供的物证外 ， 能证明何氏族源和发祥地的依据还有以下两条 ， 其一 ， 从已发表的报告和笔者在云南大理参观时的所见来看 ， 西昌发现的大理国至明代初期的火葬墓 ， 尽管在墓葬形制、骨灰罐的种类与纹饰等方面 ， 与滇西地区“白蛮”火葬墓略有差异 ， 但其内涵和基本文化特征(诸如：骨殖上贴金箔、写朱书梵文、骨灰罐以莲纹为装饰母题和出土的主要器物等)是完全相同的 。 此足以暗示 ， 两者不仅同一族属 ， 且南诏移徙的建昌“白蛮”也当主要来自滇西 。 其二 ， 更重要的是 ， 另据张锡禄同志(白族)的调查研究：世居于今大理喜州河矣城的白族何氏 ， “原为‘网氏’ 。 因为河矣城即在洱海西岸 ， 自唐以来一直是白族聚居的地方 。 这里的居民自古多以捕鱼捞螺为主要职业 。 河矣城白语称‘鹅尼者’ ， ‘鹅’为渔具‘网’的意思 。 ‘尼’为人 。 ‘者’为地方、城邑的意思 。 连起来有‘使用鱼网的人居住的地方’的意思 ， 也就是网氏族居住的地方 。 后来‘鹅’被记作为‘何’ ， 实则乃是古代‘白蛮’中的网氏族（张锡禄《白族姓名初探》 ， 《民族学研究》第五辑 ， 北京民族出版社 ， 1983年11月版） 。 ”这段节录 ， 既为我们澄清了今邛海大、小渔村何氏的姓氏来源及其祖籍之地当在何处 ， 同时还驱散了长期以来困扰在何氏一一“白蛮”一一“渔人”这三者之间的迷雾 ， 使过去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迎刃而解 。 从中可见 ， 三者原为一体 。段氏是大、小渔村中的又一大姓 。 关于段氏的来源与族属 ， 《元史·地理志》记载颇详 。 如 ， 该志的会川路永昌州条即明确指出:“至蒙氏改会同府 ， 置五睑 ， 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于此 。 ”按：这里虽说的是会川永昌之事 ， 然仍包括了南诏所徙的整个建昌“白蛮”的主要大姓 ， 因为建昌不仅与会川(今四川会理县)毗邻 ， 且均属南诏设置的“会川都督”管辖 。 这一点在该书的“建昌路”条内得到了确证 。 其文曰 ， “建昌路下 。 本古越嶲地 。 唐初设中都[督]府 ， 治越嶲 。 至德中 ， 没于吐蓄 。 贞元中复之 。 懿宗时 ， 蒙诏立城曰建昌府 ， 以乌、白二蛮实之 。 其后诸酋争强 ， 不能相下 ， 分地为四 ， 推段兴为长 。 其裔浸强 ， 遂并诸酋 ， 自为府主 ， 大理不能制 。 传至阿宗 ， 娶落兰部建蒂女沙智 。 元宪宗朝 ， 建蒂内附 ， 以其婿阿宗守建昌 。 至元十二年 ， 析其地置总管府 。 ……设罗罗宣慰司以总之 。 ”据此不难得出 ， 段氏也是南诏、大理国时从滇西大理一带移徙之“白蛮” ， 他们在建昌的存在 ， 除上述史证外 ， 还有以下的碑刻资料和遗迹、遗物可资佐证 。 例如 ， 新近发现的清同治时重抄的明洪武七年的《创修泸山隐溪寺碑记》便说：“至正年间 ， 有僧名道真 。 ……创隐溪寺 ， 遂白于本郡官段阿兴之后段公顺 ， 因舍其界址：东至齐山嘴 ， 南至齐大路 ， 西至齐尖山顶 ， 北至齐沟边 。 ”再 ， 降及明代 ， 现嵌于泸山光福寺大雄宝殿外侧的南明永历七年的《泸山碑记》也说：“泸山古刹 ， 创自唐贞观时 。 ……至我朝正统时 ， 西竺七僧天遣来此 。 ……海滨段氏有女 ， ……为其感化 ， 遂欢喜而供养之 。 功成果就 ， 七僧羽化仙登 。 段氏随仰首蜕脱 ， 至今崇祀为望天圣母 ， 即其像也 。 段氏仙昇之后 ， 所遗田种 ， 即舍入本山 ， 永充常住香火之费 。 ……逾至嘉靖年间 ， 地震滩[坍]塌 ， 段氏所施之田 ， 尽皆化为沧海 。 ”与此同时 ， 在泸山光福寺的大殿南侧尚有一祠名“蒙段祠” 。 有关该祠名称的由来和性质 ， 清代同治重抄的《泸山志》序乃明确指出：“盖当年蒙、段二土官之家庙也 。 ”当证 。 又 ， 在泸山的何氏祖茔地内 ， 最近还找到了一通明“万历七年”刻立的段氏碑刻 ， 碑的正中 ， 阴刻有“明故祖段氏之墓”七个大字 。 再 ， 在西昌河东街的东端 ， 至今还保留有“段家街”的街名 ， 街外即为元“永宁州”的州治 ， 尽管此街现已无段氏后裔所居 ， 但其当年乃为段氏的重要居地之一并因此故名似无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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