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老板爱研究兵法

为什么中国老板爱研究兵法
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多低呢?据传宋太宗执政期间 , 规定以下几类人——庶民、伶人(艺人)、差役、商人只能身着黑、白颜色的衣服 。而到了明朝 , 限制进一步扩大到衣料上 , 商人只能穿绢布缝制的装扮 , 下雨时连斗笠和蓑衣都穿不得 , 论待遇甚至不如农民 。 并且一旦家中有一人经商 , 那全家老小也要共此凉热 , 挥手与绢布以外的衣料告别 。对各阶层在服饰上的限制 , 在《燕翼诒谋录》里被解释为“以别贵贱” , 由此可见商人在古代社会的尴尬地位 。 不仅如此 , 《燕翼诒谋录》还认为用服饰区别身份的做法 , 最终目的是统一思想 , 各阶层接受现状的同时 , 也需监督彼此的合法性 , 这样一来商人们在内外挤压下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这种历史氛围往前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末年 , 人称营国巨商的吕不韦拥有多重身份 , 不过他自己最希望被人记住的大概率不是商人 , 谋官以洗去商人底色的做法贯穿了吕不韦的一生 。而到了近代 , 凭借“戒欺”与“真不二价”的经商原则换来“商圣”之称的胡雪岩 , 看似摆脱了魔咒 , 但终究没能改变潮水方向 。 胡雪岩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缩影 , 成为红顶商人比具备出众的商业智慧或经营理念更为重要 。尽管一些学术研究证实 ,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与西方极为接近 , 譬如《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本书就写道 , “在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科学以前 , 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敢于与世界上同一时期任何国家的经济思想比较 。 ”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 中国商人的从属状态与依附性 , 在过去上千年间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 , 进而造成了中国企业注重伦理与思想建设(比如家国情怀、非义不取的儒商思想) , 但是缺乏系统性知识和理论基础的一条腿走路怪状 。然而有趣的是 ,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 中国企业的表现反倒令人大跌眼镜 , 在起步较晚、缺乏传承的不利开局下 , 中国企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够快 , 甚至还在某些领域击退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外国企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排除外部环境等因素 , 事情恐怕还得从中国老板爱研究兵法这件事上说起 。把技能树点在军事上的中国先贤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史》系列丛书中所集《中国古代战争年表》一书 , 统计了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公元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的历次战争 , 发现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共有3791次 。这个数字远超Wikipedia上对西方各国历经战争次数的统计(比如英法两国各有千余次 , 已属凤毛麟角) 。 除此之外 , 在中外历史著名战役的兵力投入规模对比上 , 中国同样占优 。更多的战争次数、更为庞大的战斗规模 , 催生出两个直接结果——一个是中国各朝历史下大量涌现的名将 , 以及由这些名将所率领的一流兵团 , 他们基本上都代表了各自时空里的人类最高战力;另一个结果则是 , 中国很早就诞生了对于军事理论的系统研究 。诞生于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开山之作 , 也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 从时间上看 , 《孙子兵法》比出版于1832年的《战争论》提前了2300年 , 后者由被誉为西方兵圣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 。有意思的是 , 在可考的历史资料里 ,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被认为曾帮助齐国带兵战胜过楚国 , 也就是说 , 孙武本人不仅仅一名伟大的理论家 , 还兼具实战能力 , 这点与纯理论著称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又有不同 。为什么中国老板爱研究兵法
孙子兵法之后 , 探索战争本质与战争起源的《吴起兵法》、提出利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根源的《孙膑兵法》、厘清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太白阴经》等一系列书籍相继问世 。有意思的是 , 无论是来自战国时期的《吴起兵法》 , 还是唐朝诞生的《太白阴经》 , 都在不同角度阐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 《太白阴经》指出将帅用兵时 , 要考虑从政治上制胜敌人 , 《吴起兵法》则强调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 。 这些论调与《战争论》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不谋而合 , 时间上却要更早 。可以说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能力的发展之超前是有目共睹的 , 做到了既有理论指导 , 又有实践落地 。在商业世界发动一场军事行动老祖宗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商业竞争与军事行动的内在一致性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 “商祖”白圭要求经营者必须具备战略家的素养 , 提出“吾治生产 , 犹伊尹 , 吕尚之谋 。 孙吴用兵 , 商鞅行法是也 。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 , 勇不以决断 , 仁不能取予 , 强不能有所守 , 虽欲学吾术 , 终不告之矣 。 ”翻译过来就是 , “我做生意就像商朝开国的伊尹、周朝开国的姜子牙、用谋略大兵法家孙子吴起用兵、秦国大政治家商鞅执行法律那样 , 如果智勇仁强这四个性格有一不足 , 那就算想和我学做生意 , 也是学不会的 。 ”依然是《史记·货殖列传》 , 司马迁还对先秦到西汉的经营管理理论进行了总结 , 共有十条 , 其中第九条的“乐观时变”、“取予以时” , 第十条的“富者必用奇胜”再次展现了军事思想到商业智慧的转换衔接 。古人对商业与战争的理解远不止此 , 论文《试论我国古代商人文化》中就指出 , 管仲及其思想继承者桑弘羊、刘晏等政治家 , 均运用商业管理理论用于治国安邦 , 对国家经济生活施行宏观调控 , 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获得巨大成功 。 而且管仲本人还将“商战”作为对外争霸的谋略 , 用摧毁对方经济能力的方式实现上兵谋罚的目的 。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与现代商业经营直接对比 , 答案可能会更加明显 。像战略咨询顾问常用来帮助企业检阅的PEST分析模型 , 其核心步骤在2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已经提到了 , 孙子兵法提出 , 战争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所决定的 , 正好逐一对应PEST中的P(政治) , E(经济) , S(社会) , T(技术) 。改革开放对经商行为解禁之后 , 中国老板们很快想到了用军事思想来武装企业 。有着中国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曾对自己经历过的军营生涯给了极高评价 , “是军营塑造了我 。 ”他认为自己在军事学院受到的教育为他带领联想参与市场竞争给了极大启发 。另一位德高望重的企业家任正非同样是军人出身 , 而他对军事书籍的涉猎已经不局限于老祖宗们 , 而是希望向西方取长补短 。《失去的胜利》一书曾被任正非所推荐 , 这本由德国陆军元帅冯·埃里希·曼施泰因所口述的二战回忆录 , 详细地描述了他亲自指挥的几次重大作战行动 。 万科的创办人王石甚至称任正非为“北非之狐” , “北非之狐”隆美尔是德国二战期间的著名军事家 。有人曾戏言 , 每个中国老板的办公室书架都会放着一套《毛泽东选集》 ,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 , 倒也问题不大 。 作为融合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毛选》 , 是雷军、任正非、马云、宗庆后等一大批著名企业家的心头好:宗庆后说哇哈哈的崛起离不开“农村包围城市”、”避实就虚“战略影响;周鸿祎则把《毛选》开篇“谁是我们的朋友 , 谁是我们的敌人 ,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魔改成了“谁是我们的用户 , 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 这个问题是从事互联网的首要问题” 。大竞争时代如何重塑企业竞争力?近两个世纪 , 各项战略理论接连在西方率先诞生 。 比如德鲁克的《成果管理》(出版前叫做《战略管理》) , 再比如提出了企业竞争战略、五力模型、价值链的迈克尔·波特 。这些理论随着西方咨询公司进入中国而一并被应用到中国企业身上 , 并在入华的前10年里展现出极大的市场魅力 。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在整体竞争烈度上的日趋严酷 , 诸多战略理论开始失效 。 这种因为竞争烈度加大 , 加速原有知识体系失灵 , 进而导致企业动作变形的市场环境被君智战略咨询称为“大竞争时代” 。“大竞争时代的到来就像互联网的浪潮一样 , 令一些传统的秩序、理论、方法、经验难以奏效 。 ”君智战略咨询董事长谢伟山表示 , 而价格血战、利润刀片则是伴随而来的企业变形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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