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成|【深度】“寻将”宁阳:11万元天价蛐蛐是怎么炼成的?( 三 )


王志今年30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泗店,他的叔叔是当地有名的“撬子手”(圈内对于蟋蟀捕手的职业称谓),经常会被大户们邀请去北京、上海、天津。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大户们经常会给他的叔叔带一些礼物回来,比如淘汰的电器、衣服鞋子、手表等,当时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正是他从天津扛回来的。
每年立秋后的第一场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雄蛐蛐震动翅膀“鸣叫”,意味着一年虫季的开始。每到这时,捉虫堪称是泗店当地的一项全民运动,许多在外务工的青年也借此机会返乡充当“撬子手”,几户不参与的甚至成了村里人口中“不务正业”的那类人。
 炼成|【深度】“寻将”宁阳:11万元天价蛐蛐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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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子手”在玉米地捕捉蟋蟀。 摄影:牛其昌
8月21日晚上11点,泗店镇蟋鸣街两侧的青纱帐里灯光闪现。“撬子手”石洪财身披一件军绿色的外头,在帽子上套好头灯,钻入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他时而停下脚步倾听蛐蛐的叫声,时而弯下身子屏住呼吸,如雷达一般辨别蛐蛐的方位和大小。
“逮蛐蛐是个体力活,这几年越来越难逮到好蛐蛐了,尤其是今年雨水偏多,温度达不到。”顺着蛐蛐鸣叫的方向,石洪财拨开层层包裹着的玉米叶艰难前行,叶片划在脸上被汗水浸润,泛起沙沙的疼痛。石洪财一钻就是一整夜,这样的日子在虫季要持续一个多月。
今年30岁的石洪财平日靠跑长途车为生,每个月固定工资最多7000元,而一季“撬子手”的收入至少能赚2-3万元。由于从小就对捉蛐蛐耳濡目染,对于如何捕捉好虫,他有着自己的一套经验。
“好蛐蛐基本都是后半夜逮到的,因为夜越深,声音定位便越准确。”石洪财说。他每天晚上8点至12点下地,中间休息几个小时,到凌晨四五点时,蛐蛐开始出来汲取露水,这时在地头或者通风的宽沟里很容易找到好虫。
石洪财曾经捉到最贵的一只蛐蛐,被一个东北开矿的老板花了5万元买走,后来他听说这支蛐蛐在上海的比赛中“连打七路”,最终“封盆养老”。老板为了纪念这只蛐蛐,还特意找人把它制作成标本摆在家中。回忆起这只蛐蛐的赫赫战功,石洪财仍然难掩兴奋。
保护虫源地王太井是泗店村的一户贫困户,前些年因为患了脑梗,行动不便,由于女儿已经出嫁,家里的民宿基本靠老伴一人打理。虫客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这里已经吃了快30年的饭,一开始鲁菜的味道偏咸,我们吃不习惯,后来他们慢慢根据我们的口味在菜里放白糖,现在吃着就跟上海的口味一样。”来自上海的客商不住地夸赞王太井老伴的手艺。
今年虫季,王太井家里的7个房间一共住了12个客商,这一个多月的收入就有五六千块钱。相比之下,一年承包出去的4亩地也只能换来三千多块钱的收入。
泗店村总共有300多户人,其中100多户家里是开民宿的,价格在每天60-100元不等。“有的民宿已经开了30多年,每到虫季几乎都是爆满状态,客商来晚了恐怕还订不到房间。”王腾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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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井在自家开的民宿。摄影:牛其昌
围绕蟋蟀产业产生的各类经济效益,宁阳县在2017年曾做过一次调研。
宁阳县政府提供给界面新闻的数据显示,2017年宁阳县蟋蟀交易期间(按35天计算),泗店镇从事田间蟋蟀捕捉的人数约为1.6万人,占泗店全部乡村劳动力人口的近60%。
期间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二十多个城市的近2万名蟋蟀爱好者前来收购,仅收购蟋蟀的花费平均每人达2-3万元,交易总额约为5亿元。包括蟋蟀交易、住宿餐饮、蟋蟀用具、交通物流等,经测算以及通过相关行业收益概算,2017年宁阳县围绕蟋蟀产业产生的各类综合经济效益超过7亿元。
不过,在当地一些政府官员看来,尽管宁阳蟋蟀产业名声很响,但却难以形成税收,实际对于地方财政的贡献不大,“蟋蟀产业主要是富了当地百姓,政府方面也会为此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
产业红火的背后,宁阳也面临虫源枯竭的窘境。早在2010年,当地已出现捕虫要去200里地外的情况。2014年8月,宁阳县曾发出“保护虫源地,虫籽回故乡”的倡约,呼吁全国虫客把宁阳蟋蟀虫卵放归故里,以此让本地良种蟋蟀长久繁衍。当年,宁阳就收到全国各地虫友运回的“虫籽”10000多条。
2018年,泗店镇还与上海一家公司在柳楼村建立了1000亩“宁阳蟋蟀自然保护区”,将产自泗店的优质蟋蟀卵子在此播撒,以便代代繁殖。
【 炼成|【深度】“寻将”宁阳:11万元天价蛐蛐是怎么炼成的?】“今年一共收了500多条,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开斗了。”8月22日中午,刘伟国夫妇抬着装满蟋蟀瓷罐的小车,小心翼翼地迈上返回上海的大巴车。经过四五十天的悉心照料,这些瓷罐中的“战将”将出现在各大赛场,迎来属于它们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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