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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王彬彬 ，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 。 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 ， 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 。 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 ， 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 ， 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 ， 还真不行 。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 。 在这样的年代 ， 要进行革命和造反 ， 也不可能拒绝流氓 ， 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 。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 。 反过来说就是 ， 不了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01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中 ， 有一本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2005年4月） 。 萨孟武 ，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 ， 所长为政治学与社会学 。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初出版于抗战之前 。 20世纪60年代 ， 作者在台湾做了较大的增删 。 北京出版社所印的 ， 应该是增删后的版本 。萨孟武将宋江们所盘踞的梁山泊 ， 视作一流氓社会；将梁山泊“好汉”们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 视作流氓革命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 ， 它的构成分子 ， 以流氓为主 ， 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 ， 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 ， 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 ，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 ， 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 ， 公孙胜为云游道人 ， 刘唐飘泊江湖 ， 没有一定职业 ， 三阮打渔为生 ， 并做私商勾当 ， 白胜为闲汉 。 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 ， 没有正当的职业 ， 或在山林‘剪径’ ， 或在江湖‘揩油’ ， 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 ， 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 ， 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 ， 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 ， 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 ”（第6-7页）其实 ， 不仅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种流氓革命 ，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略有声色的革命 ， 都与流氓有密切关系 。 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中 ， 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时 ， 没有大量流氓发扬那种流氓精神 ， 还真不行 。 中国有古语云：“秀才造反 ， 十年不成 。 ”仅有“秀才”的革命 ， 那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 但是 ， 要革命 ， 要造反 ， 完全没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 。 在中国历史上 ， 略有声色的革命、造反 ， 大抵是“秀才”与流氓共同完成的 。不过 ， 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 ， 却必须是流氓化了的“秀才” ， 或是甘愿与流氓为伍、认同了流氓的价值观念的“秀才” 。 在“秀才”与流氓共同进行的革命、造反活动中 ， “秀才”与流氓的关系有两种： 一种是“秀才”发动、领导流氓革命、造反 。 梁山泊就属这种形式 。 宋江本是刀笔吏 ， “刀笔精通 ， 吏道纯熟” 。 浔阳楼的“反诗”虽然写得不怎么样 ， 但毕竟是会做诗的人 。 总之 ， 宋江好歹也算个读书人 。 梁山泊如果没有李逵、刘唐、白胜、三阮这些流氓 ， 固然不成；但如果没有宋江、吴用这样的读书人 ， 也决不能那样轰轰烈烈 。“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 ， 历史上很多 。 所谓“太平天国”的革命和造反 ， 也是一例 。 洪秀全、冯云山 ， 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 。 虽然未售 ， 但毕竟有考秀才的资格 ， 毕竟多次进入考秀才的考场 ， 勉强也算得个准秀才 。 没有杨秀清一类流氓 ， 这场革命和造反 ， 固然闹腾不起来；但如果没有洪秀全、冯云山一类人的筹谋 ， 没有他们弄出一种邪教作为意识形态 ，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秀才”与流氓的另一种关系 ， 是流氓借助、利用“秀才”而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 。 当然 ， 更准确的说法 ， 是一个（或一群）大流氓 ， 发动和领导许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 ， 而在这过程中 ， 却注意借助和利用“秀才”：刘邦和朱元璋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过 ， “秀才”发动和领导流氓革命、造反也好 ， “秀才”被发动和领导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借助和利用也好 ， 作为“秀才” ， 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场“转变立场”的革命 ， 都要在“身份认同”上完成一次造反 。 必须放弃读书人的价值观念 ， 必须改变读书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 ， 而向革命和造反队伍中的流氓看齐 。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 ， 是需要“秀才”的知识、眼光 ， 而并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属于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 。 换句话说 ， 革命和造反 ， 只需要“秀才”的技能 ， 而并不需要那种“知识分子精神” 。 在革命和造反中无论是作为发动和领导者的“秀才” ， 还是作为被借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 ， 都必须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时 ， 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 ， 最大限度地与李逵、刘唐、白胜、三阮们“打成一片” 。02 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 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 ， 一是豪族 ， 如杨坚、李世民等是 。 二是流氓 ， 如刘邦、朱元璋等是 。 此盖豪族有所凭借 ， 便于取得权力 ， 流氓无所顾忌 ， 勇于冒险 。 ”（第1页） 萨孟武指出：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 。 ……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 ， 多由流氓发动 。 他们没有‘身家性命"""" ， 而生活又不安定 ， 生的快乐既未尝过 ， 死的苦痛也不恐怖 。 他们最肯冒险 ， 由九死一生之中 ， 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 。 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 ， 而成群结队之后 ， 就可以横行江湖 。 绅士们怕他们捣乱 ， 农民怕他们鱼肉 ， 他们在中国社会上 ， 乃是化外之民 ， 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第5-6页）社会动乱的年代盛产流氓 。 在这样的年代 ， 要进行革命和造反 ， 也不可能拒绝流氓 ， 不可能不广泛地依赖流氓 。1925年至1926年间 ， 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 ”这句话后来成为毛式名言之一 。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 ， 临近结尾 ， 有这样一段话：此外 ， 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 ， 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 。 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 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 ， 如闽粤的“三合会” ， 湘鄂黔蜀的“哥老会” ， 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 ， 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 ， 上海等处的“青帮” ， 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 处置这一批人 ， 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 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 ， 但有破坏性 ， 如引导得法 ， 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这里说的 ， 其实就是萨孟武所谓的流氓 。 萨孟武对中国流氓的看法是：“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 ， 也不想劳动 ， 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 ， 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 。 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 ， 纵令他们全部灭亡 ， 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 ， 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 。 ”（第4页）而毛泽东在这里 ， 虽然也指出了他们“有破坏性” ， 但对他们的同情、肯定、欣赏却表现得很分明 。03 流氓应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 ， 但中国的流氓自有“中国特色” ， 因而 ， 中国的革命与中国的流氓之间 ， 也会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过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 ， 专门谈论了中国的“乡村地痞”：可以说 ， 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 ， 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 。 换句话说 ， 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如我们所知 ， 地痞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 这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完全没有或不常有独霸一方的人 ， 而只是说中国地痞运用权力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 。 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 ， 不愿卷入争端 。 我们的祖先曾经野蛮而好战 ， 他们之中也有地痞 ， 但其特点与中国这样平和的民族中产生出来的地痞有着本质的区别 。 （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第213页）按明恩溥的理解 ， 中国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胆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则忍为前提的 。 当然 ， 还有一个因素 ， 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贫穷的人 ， 他们无所失去 ， 因而也就无所畏惧 。 而良民百姓则往往上有几片瓦、下有几寸土 ， 令他们深为牵挂 。 中国有一句俗话 ， 叫“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 就把流氓地痞与良民百姓的关系说得十分生动和深刻 。1948年 ， 赵树理发表了小说《邪不压正》 ，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跃 ， 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乡村政权怎样被流氓地痞所掌握 。 小说发表后自然招来非议 。 1950年1月15日 ， 赵树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邪不压正》一文 ， 为自己辩护 。 其中说：据我的经验 ， 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 。 因为流氓是穷人 ， 其身份容易和贫农混淆 。 在土改初期 ， 忠厚的贫农 ， 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 ， 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 ， 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 。 只有流氓毫无顾忌 ， 只要眼前有点小利 ， 向着哪方面也可以 。 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 ， 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 ， 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 ， 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 ， 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 ， 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 ， 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 ， 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 。 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 ， 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 ， 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赵树理不是托派 ， 但他对“土改与流氓”问题的忧思 ， 也没有被主流政治接受 。 从《邪不压正》开始 ， 赵树理就不断被批判 ， “文革”中更是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摔断髋骨 ， 最终惨死 。我不知道 ， 仅仅思考过“土改与流氓”问题的赵树理 ， 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过“文革”与流氓的关系；我也不知道 ， 如果赵树理能在“文革”中熬过来 ， 在“文革”后仍然能够思考 ， 他是否会思考整个这场革命与流氓的关系 。但是 ， 在这方面 ， 值得探究和思考的问题的确很多很多 。 明恩溥说 ， 准确了解了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社会 。 那当然也可以说 ， 准确了解了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的革命 。 反过来说就是 ， 不了解中国流氓的特点和作用 ， 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革命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看到 ， 江湖帮会中的一条“道德准则”是：“自己的事再大 ， 也是小事；帮会的事再小 ， 也是大事 。 ”这让我想到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话：“个人的事再大 ， 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 ， 也是大事 。 ”这句“江湖话语”与我们整个社会数十年间奉为圭臬的话语之间 ， 显然有着亲缘关系 。 这样的情形应该并非个别 。 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长期以来 ， 作为正面的东西出现在各级教科书上的那些话 ， 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话；长期以来 ， 我们用来表决心、献忠心（甚至献爱心）的那些话 ， 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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