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民间文书档案的归户性

作者:刘伯山(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民间文书档案既是国学资料的内在补充 , 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近几十年来 , 它已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 举凡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石仓文书等 。当我们因大量的新发现而欢欣鼓舞时 , 一个严肃的基本问题愈发需要我们正视:如何正确把握民间文书档案的基本属性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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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编《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第一卷 资料图片

大凡文书都是有目的性的和有意识而形成的 , 都会包含一定的信息内容 。但文书的产生是一回事 , 而能否构成档案还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人虽然有“敬惜纸墨”的传统 , 但并非历史上所有有文字信息内容的东西都会留存下来 。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文书的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属于某个“主人”拥有的文字信息载体 , 在经过了选择后得以保留 , 之后不断累积 , 构成了档案 。产生了文书未必能成为档案 , 而成了档案的文书则一定是真实产生了且得到保存的文书 。文书的形成是有目的性的 , 而能够成为档案则更在于选择与留存的目的性 。历史上能够产生文书的因素很多 , 形成文书的数量也甚巨 , 但能够留存下来以构成档案的还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 , 民间文书尤其如此 。其中 , 主体的“选择”是民间文书档案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 , 大凡在今天已经构成档案的文书都是经过了“选择”的逻辑节点及践行行为后保留下来的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 也是中国民间老百姓对待自己历史的一种态度 。
那么 , 民间文书档案留存的原则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务实的 , 当人们考虑某份文书是否要留下来、予以保存的时候 , 最为务实和直通人性的评估原则 , 也是最符合人们惯常思维方式的原则是 , 看这东西是否有用 。“有用的留下 , 没用的扔掉” , 这个极其简朴的道理也就是民间文书档案得以形成的真理 , 其实质是内在契合了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修士提出的“奥卡姆剃刀”定理 , 即“如无必要 , 勿增实体” 。在具体判定什么是“有用”的问题上 , 至少要有三个维度予以支撑 , 由此也构成了文书选择的三个标准:其一是功利上的有用 , 亦即最基本的“有用” 。拿财产转移的买卖、典当文书来说 , 其实它们就是证券性财产 , 每一份都是物质经济利益之所在 , 最初目的就是“今欲有凭 , 立此文契存照” 。它们是不能丢失的 , 且一定要保管好 , 否则就是“口说无凭” , 若涉及了纠纷、打起了官司 , 难有胜算 。其他如合同、合约、阄书、遗嘱、继书、借约、税票等 , 都与切身利益有关 , 都是十分“有用”的 , 因此都要留存好 。在已发现的民间档案文书中 , 也正是此类文书遗存最多 。其二是记忆上的有用 , 如日记、备忘、便记、类抄等 , 它们间接地是“功利性有用”的延续和补充 。其三是情感上的有用 , 多是曾经有用的东西 , 留作了纪念 。
由此可见 , 民间文书档案在形成上 , 主体性是存在的 , 在文书产生、选择、保存的各个环节 , 主体的目的性都很强 。其根据是在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 , 在于主体对自我意识行为的务实追求与持续把握 。正是因为这种主体意识与行为的普遍 , 所以中国乡村民间会产生大量的民间文书档案 。

遵循有用性原则所留存下来的文书大都是原始的凭据、字据与记录 , 它们都与或曾经与文书主人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情感世界等紧密相关 , 同属一个主体 , 彼此之间也相互关联 , 由之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整体 , 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归属性 。对这种归属性 , 笔者受清代“归户清册”的启发 , 称之为“归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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