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如何变身风投?(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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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经理、园区资本联盟执行主席葛培健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坦言 , “我投了很多项目 , 我认为投资最大的风险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与项目投资收益周期如何有效挂钩 , 而不是项目本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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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导基金登场


地方融资平台获得超常规发展 , 肇始于2008金融危机 。
2009年 , 央行和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 , 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 , 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
随后 , 地方融资平台信贷规模激增 , 超规模负债、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项目资本金不足、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随后显现 。
为防范金融风险 , 自2010年6月起 , 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和融资的政策 。 其中 ,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 , 明确要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 , 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被迫市场化转型 。
2014年底 , 合肥建投也提出公司转型发展的思路: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继续为政府提供服务;通过实施专业化的国资运营管理 , 充分发挥在国有资本投资及运营方面的作用 。
尽管如此 , 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效率仍不高 。 根据《中共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落实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 , 2018年年中 , 合肥市委第三巡察组对合肥建投开展巡察 , 发现合肥建投巨额资金沉淀账面 , 2017年其本部账面银行存款平均余额高达344亿元 。
这一年 , 合肥建投的合并资产总额为近3920亿元、负债总额2388亿元 , 而公司年度营收仅为204.34亿元、净利润3.02亿元 。
钱进认为 , 对这些融资平台来说 , “哪怕没有增值 , 能够保住资产总值就行了 , 它要的是销售收入 , 而不是利润 , 把企业做大就行了 , 至于赚多少钱对它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 ”
不同于过去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主要通过发债的方式募集 , 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出资 , 资金来源主要为历年的财政存量资金 , 或是原有工业、农业、科技等专项发展资金的整合 。
早在2002年1月 , 为吸引和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中关村园区内的小型科技企业 , 中关村管委会出资设立了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 , 以跟进投资的方式鼓励创投机构投园区的企业 。 这是中国第一只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具有“引导”之名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
此时各地方政府开始尝试 , 但规模都不是很大 。 直到2015年财政部出台《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2017年发改委出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政府引导基金才呈爆发式增长 。
清科研究中心向南方周末采访人员介绍 , 基于政策性基金的本质 , 多数政府引导资金要求投资本地项目数量或金额达到一定比例 , 比如要求设立引导基金总规模的60%-80%投资于本地拟扶持特定产业 。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开启了一轮“造富神话” , 扎堆投资热门行业 。 各种创新小镇、产业孵化器 , 以及新能源汽车、半导体项目投资热潮 , 很大程度得益于此 。 但这种“产业冲浪现象” , 却造成了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
在葛培健看来 , 相较于过去的政府融资平台直接投资 , 政府引导基金的进步之处在于引入了外部资金 , 通过多元混合的投资主体 , 建立起风险防范的内在制衡机制 。
业内最推崇的案例是义乌LED产业园 。 2016年 , 义乌国资运营公司携手IDG资本、上市公司木林森(
002745.SZ
) , 40亿元竞购欧司朗的全球照明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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