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1949|读叶舟《敦煌本纪》:“少年中国”的史诗气韵( 二 )
这种少年中国气最终凝聚成少年英雄们的勇敢无畏——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坚决果敢 , 他们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不屈不挠 , 还有他们走向末路时的视死如归 。 这一切都因小说笼罩在磅礴的史诗气韵之中而令人肃然起敬 。 按照康德著名的“美与崇高”的区分 , 《敦煌本纪》的书写显然属于崇高的范畴 。 如果说自然之美要求我们在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依据 , 那么崇高则是在我们自身的内部 , 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 , 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 。 小说没有过多描写西部的壮美 , 但却激活了西部的历史传承、文化意蕴乃至民族精神 。 这是当代文学的异质经验 , 也是小说所要传达的气韵所在 。 说到底 , 敦煌本纪只能由敦煌人自己书写 。 梵义为河西走廊开路 , 孔执臣抢救莫高窟和千佛灵岩 , 还有从敦煌出走而投身革命的索乘、梵同 , 他们凭借信念和理想在敦煌开出的灿烂之花足够美丽而迷人 。 他们孤身犯险 , 用脚开路 , 践行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又顺应了时代大势 。 这些共同构成了少年中国的史诗气韵 。
《敦煌本纪》回到风云激荡的年代 , 回到年久失修的“锈带” , 所要寻找的正是这失传已久的少年中国气 。 叶舟坚信 , 《敦煌本纪》所要找寻的精神文化之根并未消失殆尽 , 还保留在未被全面开垦的边疆 。 从时间的维度上说 , 这种精神气概还在史前史的意义上存留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 。 小说中的少年中国气 , 非但不是梁启超“少年中国”式的进化思维 , 反而是通过回溯古旧中国和探寻西部边陲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的 。 正如叶舟谈到的 , 全球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得经济活动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 , 而情义在资本面前早已溃不成军 。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巨大的情义危机 。 这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为何高举“义”字大旗 , 写义庄的由来、繁荣和落魄 。 《敦煌本纪》所要彰显和呼唤的正是“义”的力量 。 这种力量不只属于某个人或家族 , 而是敦煌数千年来孕育的正信 , 也是少年英雄们最珍贵的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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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一愿在 , 能呼观世音” , 这是《敦煌本纪》反复出现的谶语 , 也是作家最想传达的观点 。 叶舟通过小说告诉我们 , 人的精神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 足够令人安身立命 , 甚至气吞山河 。 小说中 , 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博大与卑微的不同层面 , 这注定了他们或为“利”而生 , 或为“义”而死 。 这种对精神世界的探求同样熔铸于少年中国的气韵之中 , 只不过它被推演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高度 。
进一步说 , 叶舟在《敦煌本纪》中的少年中国 , 是要通过对西部边陲的人性的张扬 , 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找寻到一个合法的基础乃至良方 。 毫无疑问 , 叶舟找到了地方性这一路径用来连接起20世纪的中国历史 , 并将之推演到当下的中国现实 , 使之以总体性的形式回应中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 将历史带入地方性的书写 , 令叶舟暂时摆脱了他对现实抱有的怀疑与游移 , 使其得以沉浸在民族文化的想象之中 。 《敦煌本纪》借“传统”和“地域”之名重新反思现代逻辑 , 回归世道人心 。 通过地方文化的书写 , 叶舟试图找回人性中最为深沉古朴的东西 , 用来抵抗现代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 。 叶舟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将自我不断丰富与历史化 , 另辟蹊径地反思现代逻辑 。 小说由此借助地方性的书写转向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想象 , 这是小说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所在 。
最后 ,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说 , 叶舟对于敦煌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发展与演变 。 《敦煌本纪》动摇了长期以来内陆文明从属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 , 相反是以更加多元、包容的视角重塑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世界文明的想象 。 小说中的少年英雄为河西走廊开路 , 如同叶舟以一部《敦煌本纪》为西部文学贡献新的高度 。 应该说 , 《敦煌本纪》深入到民族血脉之中 , 挖掘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泉 , 也打通了一条东西方文明彼此借鉴互通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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