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交流|国医大师裘沛然:中药是非常深奥的,不要用目前西医理论生搬硬套( 二 )


另如金元四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 。 我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 , 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 , 最有裨于实际应用 。 对于西方医学的重要学科书籍 , 亦曾粗加浏览 。 有关国学文献 , 经、史、子、集茫如烟海 , “弱水三千 , 我只取一瓢饮 。 ”但亦贪多务得 , 粗涉藩篱 。 故以读书而论 , 当然不敢说已破万卷 , 确实也读得不算太少了 。
诊疗方面 , 我在青少年时代即跟随叔父看病 , 后来又侍诊于孟河丁师之门 , 对于丁氏的一套常用经验效方 , 几乎熟极而流 。 曾记在侍诊之余 , 还整理过丁师的临证处方 , 编过一本《丁方手册》 , 以便记诵 , 同学一时传抄 , 作为临证之助 。 并又亲得海上诸名家之教诲 , 如谢利恒、夏应堂、秦伯未、程门雪诸先生的处方特色 , 也稍稍学到一点 。 故当开业伊始 , 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 。 正如孙思邈所形容的读书三年 , 天下无不治之病的骄傲情绪 , 满以为夹此以游 , 真可以天下走得了 。
疑窦丛生
事情并不像所想的那样简单 , 当开始应诊时 , 胸中是“目无全牛”的 , 也确实看好了一些疾病 。 但在岁月积累 , 病人渐多以后 , 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 。 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有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 , 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 , 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一套地都用上去 , 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 。
当这时候 , 我遇到病人有些怕了 , 因病家特别相信你 , 就盯住你看 , 而我常常束手无策 , 那时我非常窘 , 又想起古人说的“治病三年 , 天下无可读之书”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 。
但是究竟什么原因呢?我怀疑过去所读的书都是不切实用的 , 中医的理论 , 我可以说得头头是道 , 开方用药 , 也可以丝丝入扣 , 如果绳以中医一般习用的理论和常规的治法 , 似乎是无可非议的 , 但临床效果总是不理想 , 这是为什么?
我开始对中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 , 信心也有些动摇了 。 我想中医理论是否会是臆测的玄谈?其学说是否真有指导临床价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 中医理论已是几千年前的东西 , 是否早已过时?我甚至怀疑古代方书、药籍及医案医话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 , 因为历代医案中尽是着手成春的记录 , 其中可能有贪天之功 , 也可能是虚构其效 , 我早年就听人说喻嘉言《寓意草》这本书大吹法螺 , 内容失实 , 因联想到其他医案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情况 。 在这段时间 , 我对中医学真可说是疑窦丛生 。
既然对中医学失去信心 , 我的心转向西方医学去了 。 因为西医是近代科学的产物 , 如解剖所述 , 确实有形有质 , 言之有物 , 不论生理、生化 , 组织胚胎 , 病理以至诊断都可以从实验室里得到验证 , 不像中医理论看不见 , 摸不到 。 所以从此就着重进修西医学 , 还特别对化学这门学科有过很大兴趣 。
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期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以后 , 我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西医分析病原病理 , 诚然清清楚楚 , 条理井然 , 还可从实验室验证 , 但从临床用药的效果来看 , 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 , 尽管诊断检查的仪器设备新颖精密 , 而最后落实到治病还是效果不显 。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从旁观察以后 , 我对西医也没有多大信心了 。 虽然当时抗生素、激素等药尚未发明 , 这些药临床虽有较好效果 , 可是什么抗药性、药物过敏、药物毒、菌群失调等副作用也随之发生 。 我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 , 为想找寻一种治病的最佳方法而感到苦闷 , 发愁!
当时我又回忆过去学医时的情景 , 曾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 , 他们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 , 程门雪先生亲自给我讲过治愈了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的病儿 , 他用的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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