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医院遭患者欠费的隐痛：电话追讨常被“拉黑”(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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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医院 ， 以收治急危重症患者为主的神经外科、急诊科、心胸外科占了“欠费榜”前三名 ， 合计能占全部欠费的70%以上 。
中山市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大的综合性三甲医院 ， 一些病人是120送来的 ， 还有患者从乡镇医院转来 ， 路上已颠簸了一两个小时 。
这些人里 ， 有喝农药倒下的、一氧化碳中毒的、在车祸中造成身体9处重型损伤的；还有人大动脉出血 ， 耽搁半小时就可能丧命 。 医院对这些人不紧急处理 ， 几乎等于“夺命” ， “放那儿是必死无疑 。 ”陈满章说 。
临床科室和病人第一次见面已在监护室里 ， 或在病人被拉往手术室的路上 。 根据苏建薇的经验 ， “那时候该产生的欠费都已经出来了” 。
不少科室主任找到陈满章 ， “又来一个要欠费的 ， 怎么办？”他只能说 ， “先救 ， 后面的我们来处理 。 ”但他也无奈：“不给他们一颗定心丸 ， 谁愿意一边劳动一边掉血？”
神经外科副主任李亮明经手过不少脑出血、脑外伤的病人 ， 他说 ， 此类病人出院最快要一两个星期 ， 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也是常有的 。
李亮明记得 ， 科里有几张固定的床位 ， 属于那些长期病号 ， 严重的已成植物人 。 除了与家属不断沟通 ， 他们只能看着欠费一天天上涨 。 一个患者躺了两年 ， 家属才同意接他出院 。
欠费 ， 让临床科室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 。 医疗欠费管理部成立之前 ， 追讨欠费更多由医生和护士完成 。 医院宣教科科长、儿科医生林茹珠觉得 ， 医生应该专心治病 ， 要讲钱 ， 尤其是在治疗效果不像预期那样好的时候 ， 实在太难开口 。 “病人家属一句话就噎过来了——你先把病治好 。 ”
苏建薇在这家医院工作20多年了 。 当一台急诊手术即将开始 ， 她会条件反射般地猜测——“这会不会是一个要欠费的？”
她所在的心胸外科攻克了一种手术难题 ， 随之而来的是 ， 找来的危重病人越来越多 ， 欠费更多了 。 遇上欠费者 ， “基本是做一台手术就亏9万元 。 ”
在她印象里 ， 这些年 ， 医院的耗材和药品都降价了 ， 只有从手术费、护理费、治疗费等渠道才能获取效益 。 发生欠款 ， 意味着手术费收不回来 ， 还要垫付药品和耗材费 。
窟窿有时要科室来填补 。 据报道 ， 一位高危产妇在宁波一家三甲医院成功产子后跑掉 ， 按照这家医院的规定 ， 欠费的20%由科室来承担 ， 几位医生只能平摊了4000多元的费用 。
在中山市人民医院 ， 欠费不会直接与医务人员挂钩 。 但欠费过多会导致科室的月度综合评分下降 ， 对绩效产生一定影响 。 每个月初和月末 ， 陈满章会分别生成当月欠费列表和年度欠费名单 ， 发给临床科室 ， 用于“预警” 。
还有一些医生颇有微词：你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科室 ， 怎么都追不回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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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家医院都有一套关于医疗欠费的管理制度 。 但陈满章说 ， 条款只是对内 ， 对患者 ， 他们没办法进行任何约束 。
13年间 ， 他们到法院起诉过209位欠费者 ， 涉及欠款2000万元左右 ， 但仅仅收回了部分 。 因为流程较长 ， 拿回欠款最长的花了2年多 ， 最短也要半年 。
一些人本就困难 ， 连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也没有 。 陈满章不想再给患者增加律师费、诉讼费等负担 ， 2019年至今 ， 他没有起诉一位患者 。
陈满章毕业于药学专业 ， 没学过关于医疗欠费的处理技巧 。 医务人员所受的医学教育里没有应对欠费这一项 。
这个看起来不像“催债的”的人只能自己琢磨沟通方法——进医院28年 ， 他因为工作和人红过脸的次数不足3次 ， 不少人形容他“文质彬彬” 。 有人得知他成了医疗费用管理科的科长还笑他：“就你这样能追回钱来吗？”
他拨出第一个追讨电话 ， 就挨了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
因为害怕对方听到“欠费”两个字挂断电话 ， 陈满章总是核对几个数据 ， 才试探地问上一句 ， “是有什么困难没来结账？”他不是强势的角色 ， 没有什么“撒手锏” ， 也从未与处于灰色地带的讨债公司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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