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宋」高培华丨孔子“居宋”新说

豫东夏邑县王公楼村 , 有孔子还乡祠 。明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地理志》记载:“还乡祠位于县北十五里 , 说者谓孔子还乡祀先 , 后人思而立之 。”清光绪年间夏邑知县、曲阜人孔繁洁撰《重修还乡祠》:“我祖发祥于鲁 , 实肇基于宋 , 夏邑古宋地 , 先代世为宋卿 , 食采于斯 , 此省墓还乡之所由来与欤!故后人建祠以祀之 。” 而笔者发现 , 孔子还乡不仅是祭祀祖先 , 在弱冠之年前后 , 他曾有数年生活于此 。请看《礼记·儒行》开篇问答: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 , 其儒服与?”
孔子对曰:“丘少居鲁 , 衣逢掖之衣;长居宋 , 冠章甫之冠 。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 , 其服也乡 , 丘不知儒服 。”
孔子晚年自述 , 少年居鲁 , 穿鲁国流行的袖子宽大的衣服;长大居宋 , 戴宋国流行的“章甫之冠” , 此乃入乡随俗养成的服饰习惯 。由此看来 , “长居宋”应当在弱冠之年前后 。一个人穿衣戴帽的习惯 , 成为终身不改的积习 , 没有三年五载难以养成 。故青年孔子“居宋”时间 , 少说也有三至五年 。
或许有人会问 , 既然证据如此明确 , 司马迁以来的古代学者、近现代学者 , 及众多的孔子后人 , 为何都不予采信呢? 笔者以为 , 原因如下:

第一 , 《左传》《史记》有关记述阴差阳错 。《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随君出访 , 因“不能相礼”出丑而深以为耻之后 , 紧接着写“及其将死也” , 遗嘱让两个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 , 不着痕迹跳到17年后 。昭公七年孔子17岁 , 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误将孟僖子遗嘱系于孔子17岁之年 , 并在17岁与30岁之间 , 插入南宫敬叔请示鲁君、获鲁君资助、随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记载;又写少年“孔子贫且贱 。及长 , 尝为季氏史 , 料量平;尝为司职吏 , 而畜蕃息”(孔子曾任季氏家管理仓库、管理畜牧的小吏 , 本职工作都做得挺好) , 初步形成了孔子青少年时代一直在鲁国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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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集注》书影 资料图片

第二 , 《孔子家语》记“孔子年十九 , 娶于宋国并官氏(明版《家语》误作亓官氏)之女 , 一岁而生伯鱼 。伯鱼之生 , 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 。夫子荣君之赐 , 因以名其子也” , 证明孔子弱冠之年生活在鲁国 , 并非“居宋” 。这成为《礼记·儒行》所言“长居宋”的直接反证 , 使之可信度丧失殆尽 。
以上两条材料 , 产生于儒术独尊、孔子日益被神化的时代背景下 , 圣人自然是越早慧、越被尊重越好 。如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桓公六年》“取于物为假”注:“若伯鱼生 , 人有馈之鱼 , 因名之曰鲤 。”唐孔颖达即以杜预此注无涉昭公为据 , 作疏文对《孔子家语》“昭公馈鲤”提出质疑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下册)清儒周寿昌反驳孔疏曰:“杜注称人、不称昭公者 , 或偶有遗忘……孔子年二十 , 其德已足感人 , 生子而君馈之鱼 , 不必定无其事 。”(周氏《思益堂集》“日札”卷一 , 清光绪十四年王先谦等刻本)因为杜注看似孤证 , 而孤证不立 , 故周氏一句“或偶有遗忘” , 便轻松排除了它成为反证的资格 。
到了近现代 , 屡有学者指出:鲁昭公七年 , 南宫敬叔尚未出生 , 而孔子正遭受歧视 , “季氏飨士”且不能参与 , 20岁生子怎能引来鲁君馈赠?其实 , 孟僖子死于昭公24年 , 时年孔子34岁 , 以“知礼”闻名 , 已在鲁国设教授徒 , 故孟僖子遗嘱让两个儿子师事之 。至于孔子生子、昭公馈鲤之事 , 《史记》无载;杜预《左传·桓公六年》之注文无涉昭公 , 也并非孤证 。《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义》逸文曰:“伯鱼之生 , 适有馈孔子鱼者 , 嘉以为瑞 , 故名鲤 , 字伯鱼 。”也只字未提昭公 , 可与杜注孔疏互证 。今本《孔子家语》虽说经孔安国整理 , 但是直到三国王肃整理、注释 , 才行之于世 。其昭公馈鲤之说 , 应为后儒所掺夸饰之辞 。既然近现代学界对反证材料已提出质疑、否定 , 为何孔子“居宋”之事 , 仍未得到论述和肯定呢?这就谈到下一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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