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水上漂来的城市: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 四 )


除了漕运 , 运河还要运送一些特殊的贡品 。 鲥鱼、杨梅和枇杷等江南新鲜物品 , 是明皇帝与宗室最喜欢享用的食品 , 运送的船只称为贡鲜船只 。 清朝的嘉庆皇帝也非常喜欢吃槟榔 。 贡鲜船在运河上行走时 , 不限时间 , 船到即须启闸 。 另外 , 朝廷每年还要从云南往北京输送大量的铜 , 以制成铜钱供百姓流通 , 这些船只的数量也非常多 。
明清时期 , 南北经济交流频繁 , 京杭大运河是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 。 明代全国八大钞关中 , 除九江关为长江关外 , 其余七个均设在运河沿线 , 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河西务(清时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 。 天启年间 , 运河七关商税每年收42万余两 , 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 。 清代商税收入进一步增加 , 运河沿线各关的税收已增至140余万两 。 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5%征收 , 由此也可倒推清代商品贸易的总量 。
清代北京有四个税关:崇文门、坐粮厅、左翼和右翼 。 崇文门税关的地位非常重要 , 照例由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兼任税务监督 。 崇文门所收关税以茶、酒、烟、布等商品为大宗 , 数量常年保持在30万两的水平 。 位于通州的坐粮厅也很重要 , “悉系南来货物及粮麦猪酒等税”(《明清档案》 , 档案号A97-118) , 主要根据货物的价值 , 分为落地、起京计数科税 。 如果货物在通州地区销售 , 会征收货物价值的8%;如果运往北京 , 税率为3% 。 1776年 , 朝廷更改坐粮厅的税率:谷米按石征税 , 牲畜按数量征税 。 左翼负责北京东部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的税收 , 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西直、阜城、西便、广安、右安、永定七门的税收 。 除征收商税外 , 左右翼还征收北京东部和西部的房地税银(房产交易税) , 每年税收各有数几百两至千余两不等 , 由此也可直观感受当时北京房产交易的盛况 。

「大运河」水上漂来的城市:明清时代的大运河与北京
本文插图

工人在京杭大运河通州段乘坐快艇(2019年摄) 新华社发
大运河与政治、文化
康熙南巡和乾隆南巡是清代政治史中的标志性事件 。 两位皇帝先后共12次南巡 , 对于稳定江南政局 , 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南巡跨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 , 往返的水陆里程3000余公里 , 每次历时都在100余日 。 康熙、乾隆南巡过程中 , 都以视察民情、治理河道为重要目标 。 为了笼络江南士人 , 弥合民族矛盾 , 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1736年)曾分别举行了博学鸿儒与博学鸿词 , 以促进满汉统治阶级合流 。 除了在北京开特科 , 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多次在南巡时召试诸生 , 给予功名 , 对于江南士人认同清王朝的统治 , 同样发挥了一定作用 。
更为重要的是 , 当时的朝廷政令通过大运河 , 快速向南方各省发布 , 南方大员也经大运河把治理信息源源不断向中央输送 , 大运河成了政治统治的有力纽带 。 “东南之地河道繁多 , 例设水驿” , 设水驿最重要的目的是“奏赎、公文俱归递送 , 欲使之从速而不至失误也”(《清朝续文献统考》卷三七五) 。 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的水路四通八达 , 均设船以供差使 。 军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柱石 , 运河是明清时期调防军队的重要通道 , 尤其是派军队前往江南地区 , 运河一直是首选 。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规定 , “出征官兵及驻防外省官兵 , 由水路前往者 , 按人数拨给船只” 。 (《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九五)
大运河对中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明清时期 , 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 。 利玛窦从南京坐船沿运河前往北京 , 沿途经过许多城市 , 留下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 。 日本、朝鲜也有许多使臣、官员、商人从杭州前往北京 , 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官员崔溥 , 他从杭州到北京 , 回到朝鲜后写下了《漂海录》 , 其中有许多关于运河的记载 。 大航海之后 , 西方人不断来到中国 , 大多经由大运河与朝廷进行交流 。 荷兰使臣约翰·尼霍夫 ,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斯当东、阿美士德等人经运河返回南方出海 , 大运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荷使初访中国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阿美士德使团出使日志》等 , 成为今天研究中外关系以及大运河的重要史料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