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得与失( 四 )


这是一种两级间接搭桥方式的分析推断 , 由第二级现象推测的第一级现象 , 只能是一种假设现象 , 实际上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 , 所以风险较大 。如果应用的是三级间接搭桥方式的分析推断 , 由第三级现象推测第一级现象 , 那么风险更大 。这种桥联分析方式在《元君庙仰韶墓地》的陶器组合分析中有较多的应用 , 是导致其研究结果偏离实际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在这一组的器物分析中 , 笔者发现M469弦纹罐Bb仅是一片口沿至肩部的残片(见图版一六.12) , 其形制是否与完整的M470弦纹罐Bb(见图版五三.14)相同 , 尚难分辨 。还发现M425的弦纹罐Bb的形制(见图版二八.1)与M468素面罐Bb的形制(见图版一三.5)区别十分明显 , M425的弦纹罐Bb的形制(见图版二八.1)与M470弦纹罐Bb的形制(见图版五三.14)也有区别 。M425的弦纹罐Bb的底部更小 , 腹部更鼓(见图版二八.1) 。这种将形制不同的陶器作为同样形制进行墓葬陶器归类组合分析的现象 , 在《元君庙仰韶墓地》墓葬陶器分期研究中不是个别的现象 。
第四组有M466 , 以小口尖底瓶c为依据 。
(2)根据四组墓葬的陶器组合的区别 , 确立早晚四组典型陶器 。
四组9座墓葬都有一组陶器随葬 , 作者将各组中仅见的陶器作为该组的典型器物 。于是确立了四组典型陶器 。
第一组有小口平底瓶a 。
第二组有绳纹罐Ba、弦纹罐Ba、素面罐Ba , 钵Ab、碗B 。
第三组有弦纹罐Bb、素面罐Bb , 小口尖底瓶b , 钵Bc、碗Aa、罐b 。
第四组有绳纹罐Ac , 小口尖底瓶c 。
(3)依据确立的早晚四组典型陶器 , 将其他可识别陶器型式的46座墓葬分为早晚四组 。
第一组 , 有M441、M432两座 。依据是都出有小口平底瓶 。
然而 , 小口平底瓶分为a、b两个式别 , 前面分析得出第一组的典型陶器是M441的小口平底瓶a , 而不是小口平底瓶 , 更不是小口尖底瓶b 。作者在这里的分析采取了更换典型陶器内涵的方式 , 目的是要将出有小口尖底瓶b的M432列入第一组 。其结果是将较晚的墓葬M432作为较早的墓葬处理 。但作者意识到M432的小口平底瓶b与M441的小口平底瓶a有区别 , 认为M432的年代比M441稍晚 。
第二组 , 有16座墓 。但将这16座墓列入第二组的标准却以不见第三组典型陶器弦纹罐Bb、素面罐Bb , 以及不见第一组典型陶器小口平底瓶为主要依据 。这是作者依据已经确立的典型陶器进行遗迹单位之间关系分析过程中更换典型陶器概念的一种手法 。实际分析过程分为三种情况进行 。
第一种是以小口尖底瓶a , 以及不见弦纹罐Bb、素面罐Bb为依据列入的 , 有M421、M456、M458及M443共4座墓 。作者的这样的分析方式 , 实际上摈弃了前面分析形成的第二组典型陶器的作用 , 而是将小口尖底瓶a作为典型陶器了 , 目的是将这4座墓列入第二组 。这种更换典型陶器的做法 , 违背了依据已经确立的四组典型陶器将其他墓葬区分为相应的四组这种有逻辑分析过程的逻辑关系 。
第二种是以绳纹罐Ba、绳纹罐Bb、弦纹罐Ba、素面罐Ba , 以及这四种陶器分别与小口尖底瓶a共存现象为依据列入的 , 有M416、M429、M437、M444、M448、M454、M455、M457、M462及M453共10座墓 。作者的这种分析方式 , 同样是以小口尖底瓶a作为典型陶器进行的 , 还将绳纹罐Bb也作为了第二组的典型陶器了 。目的是要将M416、M429、M448、M455、M462这5座墓列入第二组中 。如果不以小口尖底瓶a、绳纹罐Bb作为典型陶器 , 就无法将这5座墓列入第二组 。这是作者有意识地扩大第二组典型陶器内容的分析手法 , 以获取其分析目的 。这同样违背了依据已经确立的四组典型陶器将其他墓葬区分为相应的四组这种有逻辑分析过程的逻辑关系 。
第三种是以弦纹罐Ba、绳纹罐Bb , 以及不见弦纹罐Bb、素面罐Bb为依据列入的 , 有M431和M464两座墓 。作者在这里再次将绳纹罐Bb作为典型陶器 。至此 , 作者将出有绳纹罐Bb的7座墓都列入了第二组 , 实际上将绳纹罐Bb作为了第二组典型陶器之最 。然而在上述第二步分析的四组典型陶器中 , 第二组典型陶器中是没有绳纹罐Bb的 。这种违背前后分析的逻辑关系 , 任意地扩大第二组典型陶器的内容 , 目的是为了满足其分析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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