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得与失( 十 )


2、明确合葬墓是小于氏族墓地的一个亲族单位的墓葬
作者依据氏族墓地中出现的异穴埋葬和同穴合葬的情况 , 表现和反映了各墓间成员的亲族关系和同墓成员间的亲族关系这一原理 , 明确合葬墓是小于氏族的一个亲族单位的墓葬 。
3、分析合葬墓中成员的辈分
作者依据墓葬人骨年龄鉴定成果 , 分析一次合葬墓中人骨年龄以及一次葬与二次葬合葬墓中一次葬的人骨年龄 , 以区分同一个合葬墓中一次葬人骨的辈分 , 得出M404、M405、M440、M453这四座墓内的成员分属不同的辈分 , 其中M404、M405这两座墓内的成员是由不少于三代人组成;还得出包括M404、M405两座墓在内的18座墓葬是长辈带着晚辈的合葬墓 。
4、明确家族的存在
作者依据分析的合葬墓的这些现象 , 如墓内成员构成一个小于氏族的亲族单位 , 墓中成年人有女性也有男性 , 小于氏族的亲族单位是由不同辈分的成员组成的、有的至少包含了三代人 , 由此认为这样的亲族单位当是家族 。
对合葬墓研究揭示的家族组织的存在 , 是《元君庙仰韶墓地》在研究氏族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 。然而 , 作者没有依据这一认识以及所获得的丰富的人骨及其鉴定资料 , 进一步分析在一个氏族组织内存在着几个家族问题 。这是由于作者没有揭示出元君庙仰韶墓地布局的真实情况而制约了其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进行 。
六、《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影响
《元君庙仰韶墓地》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影响很大 。这主要与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发掘过程、报告编写过程、对报告的审理讨论过程、成果问世前后在学术界引起的讨论 , 以及后来对成果的宣传等现象有关 。
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发掘 , 是1958年、1959年发掘仰韶文化墓地的一个重要项目 , 参加发掘的成员 , 阵容非同一般 。在苏秉琦指导下 , 发掘工作得到刘观民帮助 , 高明、杨建芳、张忠培、李仰松、白瑢基参与具体负责 ,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4级、1956级、1958级部分同学参加 。这些成员大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中坚 , 所以发掘工作所获得的田野资料丰富而科学 。
《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编写是在苏秉琦指导下 , 由张忠培整理、编写 , 并且在完成初稿之后的13年内进行了三次修改 , 所以《元君庙仰韶墓地》实际上是吸取了1959年至1973年之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诸多成果的启发 。
《元君庙仰韶墓地》编写完成之后 , 一批著名学者参与了审理或讨论 。如宿白检校了《报告》 , 孙贯文、邹衡、吕遵谔、俞伟超、杨建芳、李仰松、高明、严文明、李志义、夏超雄、李伯谦对报告进行了讨论 , 林乃焱、黄景略对1964年修改稿提了意见 , 夏鼐审阅了《报告》 。一批著名学者参与对《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审理与讨论 , 为《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学术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 。
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发掘成果 , 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成为中国探索讨论仰韶文化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之一 , 被广为引用 。而作为《元君庙仰韶墓地》的成果 , 在1979年开始在学术界公布 。这是作者参加1979年4月6日在陕西西安市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 , 该文将《元君庙仰韶墓地》中探索氏族社会制度的部分内容提前公布 ,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作者还将《元君庙仰韶墓地》中的墓地分期与布局研究成果作为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成果范例进行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介绍 。而《元君庙仰韶墓地》在1983年出版问世之后 , 马上在学术界引发了讨论 。有研究者对《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研究认识与成果表示赞同与肯定;有研究者对其研究进行商榷 , 明确指出其墓地布局研究结果与墓葬分布的原始现象不符 。笔者则对《元君庙仰韶墓地》公布的资料进行重新研究 , 得出新的认识 。这些评价与讨论以及重新研究 , 从不同的角度 , 扩大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在学术界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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