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年前,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 二 )
“美国的各家企业都洋洋自得 , 但其实都充满各种缺陷:首先是承担着巨额的福利成本 , 其次是不愿意在标准化生产之外多想一想新的生产方式 , 最后是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视而不见 。 ”
就美国企业承担的福利成本而言 , 早在1949年 , 彼得·德鲁克就曾撰文评论道 , “大企业是我们现有社会秩序的最真实代表 。 这些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实际上折射出了整个社会所能看到的社会结构 。 ”一句话 , 企业办社会 , 为员工提供各项福利设施 , 渐渐不堪重负 。
就产品策略而言 , 当时的美国企业注重流程标准化和自动化 , 眼睛盯着流程 , 不再关注消费者需求 。 面对千遍一律的产品和服务 , 很多企业自诩“最好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 , 忽视了消费者的真实诉求 。 如石油危机后 , 油价大涨 , 美国汽车厂商依旧故我 , 继续生产高油耗的汽车 , 把市场拱手让给日本厂商 。
同时 , 这段时期 , 美国企业沉浸于黄金时代的自满中 , 创新投入也不足 。 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主席杰克逊·格雷森曾于1980年评论道:
“20年来 , 美国管理层靠着二战中获得的大量研发成果混日子 , 并一直在奖励营销、财务和法务部门的主管 , 却忽视了生产部门的人员” 。
结果上看 , 20世纪70年代 , 美国企业出现了全面败退 。 日企和德企作为主要竞争者 , 不仅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中后来至上 , 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上也紧追不舍 。 以至于当时美国社会上出现一种普遍的忧虑——美国正在走英国的老路 , 被追赶 , 被超越 。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 通货膨胀下 , 工人通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 , 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 为生存自救 , 美国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 , 加速国内制造业空心化 。
20世纪70年代 , 美国大企业全球化加速 , 通过境外投资设厂来享受当地劳动力红利 。 1967~1975年 , 跨国企业境外投资额增长8倍 , 其中 , 美国五分之一的国内产能转移至境外 。 在此背景下 , 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崛起 , 中国大陆、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也相继迎来投资热潮 。
本文插图
与之相应 , 美国境内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 , 失业加剧 , 中产阶层开始没落 , 经济陷入增长停滞的怪圈 。
种种因素叠加 , 滞涨犹如一个泥潭 , 走出来举步维艰 。
将滞涨分为“通胀”和“停滞” 。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 , 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用货币紧缩对抗通胀 , 顶着“无情”、“铁腕”之名 , 终于把通胀制服;而对抗“停滞”则困难许多 , 典型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 期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统统无效 。 美国又是如何走出停滞的呢?
走出危机
长期滞涨下 , 社会心态开始求变 。 滞涨阴霾下 , 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出了相似的药方——激活企业活力 。 两国政府均向选民承诺:
“要把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打回去 , 回归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 , 让英美两国重振雄风”(《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语) 。
世事轮回 , “20世纪30年代 , 美国人求助政府 , 希望政府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市场不稳定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 , 美国人转向企业家 , 希望企业家能够拯救他们于政府对创新的扼杀之中 。 (格林斯潘语)”
事实上 , 里根入主白宫之前 , 他的前任卡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无奈地宣称:
“政府无法消除贫困 , 无法提供富足的经济 , 无法降低通货膨胀 , 无法解救我们的城市 , 也无法解决文盲问题或提供能源 。 ”
激活企业活力 , 精髓是缩减社会福利开支、降低税率 。 1981年和1986年 , 里根政府推出两次税制改革 ,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降至28%;资本利得税率从28%降至20%;企业所得税则从46%降至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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