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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科研时间]徐松涛：螺旋上升的肺癌治疗( 二 )


“当时也没有基因检测 ， 但这位患者的治疗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 那时无进展期超过5年就算是治愈了 ， 她说能过5年就请我吃蛋糕 。 ”后来 ， 徐松涛真的吃到了这位患者送来的蛋糕 。 回顾：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正是这接二连三的奇迹 ， 让徐松涛对靶向治疗产生了好奇 。 但那时候靶向治疗还是一个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 靶点不明便是临床医生的主要困惑之一 。 “当时我对靶向药临床应用前景还是比较迷茫的 ， 作用机制不明确 ， 诊断技术也很欠缺 ， 费用也昂贵 。 ”这些障碍让徐松涛对靶向药抱着希望与期待的同时 ， 还是理智地选择保持观望态度 。
“以我当时的知识 ， 我无法凭自己的能力搞清楚靶向药的作用机制 ， 所以其实挺矛盾的 ， 一边跟进着国际上最新的进展 ， 期待有更明确的结果 ， 一边也会在没有其他合适选择时 ， 很谨慎地给有条件的又符合当时总结出来的临床标准的患者推荐尝试靶向药 。 ”
在医疗上 ， 他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在给患者推荐治疗方法时 ， 应首先推荐有适应证的方案 ， 当没有合适的选择或患者因个人意愿不愿接受时 ， 再按证据级别从高到低建议有指南推荐的治疗方案 。
在他看来 ， 看病是一个医患双方互动的过程 ， 医生以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向患者提供治疗方案的数据和证据 ， 患者在充分了解并理解这些信息 ， 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 “当时靶向药还没有适应证 ， 但已经有一些指南推荐 ， 有一定的证据级别 ， 也总结出了一些临床标准 。 所以像之前提到的那位晚期肺腺癌女患者 ， 我就可以向她推荐靶向治疗 。 ”
徐松涛认为 ， 每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 都会伴随着质疑和困惑 ， 需要积累和发展的时间和过程 ， 近年炙手可热的免疫治疗也是如此 。 “免疫治疗的出现 ， 让晚期肺癌患者第一次有了治愈的希望 ， 这是从未有过的 ， 但我们现在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未知问题待解决 ， 情况跟当年靶向治疗很类似 ，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 。 ”
回顾这近二十年 ， 在手术技术、放射治疗、药物治疗“三驾马车”的齐头并进下 ， 肺癌患者的总体生存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 “或许未来在肿瘤治疗上 ， ‘无创’的药物终会完全取代‘有创’的手术 。 这符合生理规律 ， 也符合历史规律 。 最典型的是肺结核和消化性溃疡 ， 现在结核外科几乎不存在了；有了质子泵抑制剂以后 ， 主要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胃大部切除术也很少见了 。 ”徐松涛笑着展望道 ， “我想人类彻底攻克癌症那天 ， 肿瘤外科或许也就跟着消亡了 。 ”反思：我们的工作还不够细徐松涛对肿瘤药物的好奇和关注 ， 以及他一贯的严谨细致也被胸外科主任王群教授看在眼里 。 2012年 ， 中山医院加入了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牵头的CTONG1104“吉非替尼对比长春瑞滨联合顺铂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在病理证实为II-IIIA期（N1-N2）伴EGFR敏感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疗效的国内、多中心、随机、开放III期临床研究” ， 王群教授选择了徐松涛作为分中心的sub-PI ， 负责具体工作 。
“我也记不清是我主动请缨还是王主任先提起 ， 但我本身对这个就很感兴趣 ， 所以很愿意接下这个工作 。 ”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 胸外科医生对临床研究过程的生疏和临床工作的饱和 ， 让徐松涛吃了不少苦头 ， 但他把这些挫折一一转化为宝贵的经验 ， 再反馈到临床工作中 。
在临床研究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领域里打磨了一番 ， 向来以耐心细致被患者交口称赞的徐松涛发现 ， 自己过去的临床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细 。 “我们平时是在缺乏外界监督的环境下工作的 ， 所以有些细节容易被忽略 。 比如 ， 肺癌的根治性切除是有明确定义的 ， 要有三组以上纵隔淋巴结 ， 最高组淋巴结为阴性 。 但在人体内 ， 淋巴结并没有肉眼可见的分界线 ， 从外科角度来说 ， 整块完整地切除比分组切除要更好 。 所以外科医生要在切除后把淋巴结分组再交给病理科 ， 患者的病理分期才能更准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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