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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科研时间]徐松涛：螺旋上升的肺癌治疗( 三 )


“过去我们觉得这么做意义不算太大 ， ”但临床试验对此有很严格的要求 ， “例如右肺切除手术 ， 是第二组淋巴结转移还是第四组淋巴结转移 ， 结果是不一样的 。 在解剖学上 ， 我们以无名静脉来区分第二组和第四组淋巴结 。 淋巴结整体切除后 ， 无名静脉以上淋巴结放在第二组 ， 以下放第四组 。 如果在第二组发现转移的癌细胞 ， 那就不能定义为根治性切除 ， 患者将不能入组要求根治性切除的临床试验 。 ”
在一个庞大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中 ， 往往不仅仅只有外科医生这一种角色 。 跟CRO（合同研究组织 ， ContractResearchOrganization）、CRA（临床监查员 ， ClinicalResearchAssociate）、CRC（临床研究协调员 ， ClinicalResearchCoordinator）这些大部分都是非临床医学出身的其他领域专业人士打交道 ， 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临床试验几近“刻板”的严谨 。 “比如肝功能指标 ， 标准是40 ， 患者的结果是41 ， 在临床医生看来 ， 这数据对治疗决策没有太大意义 ， 但临床试验标准很明确 ， 没有模糊的空间 。 ”
2013年 ， 徐松涛还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长利教授牵头的EVAN研究——“评估厄洛替尼对比顺铂联合长春瑞滨方案用于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9或21外显子活化突变的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疗效及安全性的Ⅱ期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中 ， 负责中山医院分中心的具体工作 。 身兼两职下 ， 他也感受到了人们对临床试验的观念变化 。
“以前患者一听临床试验 ， 就觉得是当小白鼠 ， 很害怕很抗拒 ， 甚至我们医生对临床试验的认识都有很多误区 。 其实临床试验有着非常严格的伦理规范 。 ”他强调 ， 临床试验的首要前提是不牺牲患者的利益 ， 并用“或许带来好处 ， 至少没有坏处”形容了临床试验对患者的影响 。
随着观念的转变 ， 临床试验逐渐成为了很多患者渴望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 在跟患者的沟通中 ， 他也学会了如何抚慰患者焦虑的心 。 “就把这当成是锦上添花的事 ， 因为哪怕用的是安慰剂 ， 起码不会有害处 。 而且 ， 试验药物是风险和获益并存的 ， 理论上来说也可能存在我们还不清楚的不良反应 ， 不能只想着好处 ， 也要考虑到风险 。 ”
临床：慢一点也没关系从医这么多年 ， 最让徐松涛自豪的还是看着自己负责的患者一点点好转 ， 为此工作再细致一点 ， 花再多的时间 ， 他都觉得很值得 。 “我负责我们分中心所有入组患者的数据管理 ， 每当我从数据上看到 ， 我主刀的患者总的来说最终治疗结果是最好的 ， 虽然这一点点数据差别甚至没有统计学意义 ， 可能只是因为我管理得更细致一点而已 ， 但这也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 ”
在他看来 ， 患者是看不完的 。 与其在同一时间内看尽可能多的患者 ， 他更愿意在每一个患者身上花更多一点时间 。
每天早上6点不到 ， 徐松涛就起床了 。 7点前 ， 他要赶到医院 ， 开始一天的工作 ， 先是病例讨论或学术讨论 ， 然后抓紧时间查房 ， 紧跟着是门诊或者手术 。 他每周有两次半天的门诊 ， 8点是医院规定的门诊开始时间 ， 他一般会争取再提早20到30分钟到达门诊办公室 。 “这样早来的患者可以先看 ， 因为我看得比较慢 。 ”但即便如此 ， 他也总是要到午后才能看完当天所有的患者 。 “而且在科室里 ， 我的诊疗数量也不是最多的 。 ”
“医生在做治疗决策的时候就是在疗效、安全和费用之间踩跷跷板 ， 在三者间找到平衡点 ， 帮助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 ”当患者陷入两难 ， 或难以充分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 ， 医生要根据患者的社会经济情况及个人意愿 ， 帮患者平衡治疗方案 ， 这要求医生对患者要有足够的了解 。 “我们面对的患者是活生生的人 ， 有时候也要关注到他们的心理需求 ， 通过建议和沟通帮他们下定决心 。 临床上我也遇到过很纠结的患者 ， 又要效果好 ， 又要没副作用 ， 又要便宜 ， 但这是无法完全满足的 ， 只能是相对地为患者推荐更符合他们需求的治疗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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