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红会医院劫后( 三 )
窗外 , 半轮明月高悬 。 “这么长一段时间 , 不想家是假的 。 我们不是英雄……”周凯说 。
突然闲下来 , 他接连两三天感到不适应 。 平常即使下班了 , 他心里也挂念着病人 。 之前他一直想着要“彻底放松一下” , 但病床真的空了 , 他又“莫名奇妙失落起来” 。
看着空荡荡的病房 , 黄晓波也感到失落 , “很难表达……(上世纪)50年代将军退伍 , 因为和平年代 , 不打仗了 , 心里失落 。 现在医生没有战场了 , 是一样的 。 ”
战时状态
周凯1月23日接到“上战场”的通知 。 那天 , 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70例 。 出于职业敏感性 , 周凯意识到 , “要叫我们了 , 肯定是很严重了” 。
1月24日除夕夜 , 邓磊本来要在医院值班 。 因为次日就出发援汉 , 领导让他回家吃团年饭、陪家人 , “有点像最后的晚餐 。 感觉很悲壮 。 ”
抵达武汉的头一周 , 邓磊感到压力很大 , 充满“对未知的恐惧” 。 “能感觉到 , 整个武汉基本是崩溃的 。 有医护人员感染 , 我也担心自己被感染 。 ”周凯说 , “我们第一批队员压力是最大的 。 我们给后来的人讲这里的情况、经验 , 他们心里有数 , 就不会那么慌乱 。 ”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接触新冠病毒 , 不清楚其传染性 。 邓磊想到了埃博拉病毒 , “身体任何一寸皮肤的裸露都会导致感染 , 谁能保证身上没有一块皮肤突然就露在外边?”
1月18日 , 红会医院将体检中心改造为呼吸内科二病区 , 一天就收满了患者 。 再改造 , 又一天就收满了 。 改造到第四个病区时 , 医院被征用为发热患者定点医院 , 门诊量从平日的每天800人次 , 激增至最高2700人次 。
当时 , 医院没有防护服、护目镜 , 有医护人员戴着游泳眼镜上班 。 医护人心惶惶 , 经常发生医护人员看过病人、做完手术 , 2天后病人确诊 , 医护再紧急隔离 。
等待四川医疗队的 , 是拥挤程度堪比春运时火车站的医院 。 有人在门诊排着队就突然倒下、去世 , 还有人刚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就不行了 。 一名医生总结 , 放在平常 , 住院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当时 , 能进医院就是幸运儿 , 能进ICU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
电梯里 , 3名本院医护人员看到四川医疗队就哭了 , 说“援军终于来了” 。 第一次见面开会时 , 红会医院的领导握着医疗队队员的手哭 。 红会医院一名副院长当时没有症状 , 一周后确诊 , 几名四川队的专家和他一起开过会、吃过饭 , 赶紧隔离做检查 。
邓磊理解那种绝望感 。 他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 , 参加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尼泊尔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 。 “自然灾害 , 短时间会有大量死伤者 , 峰值在一开始 。 但传染病的规律是 , 病人会越来越多 , 峰值可能永远在明天 ,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 ”
一名医生告诉采访人员 , 医院早期有很多积压的病人 , 送进ICU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 , 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标准抢救 。
红会医院的一名医生回忆 , 武汉协和医院曾转运130名患者到红会医院 , 两天后 , 近30人死亡 。
红会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 , 病房条件、设备都达不到救治重症病人的要求 。 ICU是6张床位的大通间 , 可能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医院没有一间负压病房 , 没有一个正压头套 , 供氧能力也跟不上 , “可能想去做很多事情 , 但你发现由于很多客观因素 , 导致你没办法去完成 , 这是非常痛苦的 。 ”邓磊说 。
队员还面临感染风险 。 邓磊回忆 , 当时进出污染区共用一条通道 , 有人防护服没穿好 , 就有医生在一旁脱防护服 。 医护人员摘了口罩 , 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 , 才到戴口罩的地方 , 中间就有吸入病毒的危险 。
在黄晓波的建议下 , 红会医院停诊3天 , 整个医院重新理顺诊疗流程、划分“三区两通道” 。 他们在病房内用钢管、塑料膜搭了一间临时负压病房 。 早期唯一的正压头套是黄晓波从四川带来的 , 实施插管时医生戴 , 一旁的助手只能多穿一层隔离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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