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红会医院劫后( 四 )
医院没有ECMO ， 黄晓波靠自己的关系从陕西调来 。 制氧机、氧气瓶和氧气面罩、呼吸机、ECMO的接口不兼容 ， 医护人员像拼积木一样去试 ， “就像拼一辆汽车 ， 常常拼了半天 ， 发现只有2个轮胎 。 ”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周凯说 ， “我们都知道 ， 烈性传染病的感染者应该住负压病房 。 但面对数以万计的病人 ， 没有办法 ， 这是战时状态 。 你得上 。 ”
现在的ICU是在呼吸内科病房的基础上改建的 ， 4人间住2人 ， 2人间住一人 。 标准的ICU有成套的设备 ， 如纤支镜、心电图机、供养管、吸痰机等 ， 还有床旁病历系统 。 但在呼吸内科病房 ， 所有的设备都堆在病人的床边 ， 如果遇到病人上ECMO ， 病房里一地排插 。
几天时间里 ， 他们在一个濒临崩溃的二级医院里 ， 组建了接近三甲医院规模的ICU 。 “我们只能把普通病房尽可能多地改成ICU 。 当时的情况 ， 所有的医院都是饱和的 ， 那么多危重症病人 ， 不及时处理 ， 病人面临的结果就是死亡 。 ”
高峰时 ， 有10多人排队等着进ICU 。 前一个病人去世 ， 到后一个病人住进来 ， 间隔仅1小时 ， 那是护士按照传染病管理制度做紧急消杀处理的时间 。
创伤
2月5日 ， 周凯值了最慌乱的一个夜班 。 那天晚上 ， 所有的无创呼吸机都用完了 ， 有创呼吸机只剩下一台 ， 但ICU的很多病人情况都不稳定 ， “万一有两个人需要插管 ， 我怎么办？我救谁？整个晚上都处在特别抓狂的状态 。 ”
后来 ， 他经手的一名患者去世了 ， 他循例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 ， 怎么打都打不通 。 周凯仔细一看名字 ， 和负责的另一个病人名字一模一样 。 他翻患者信息 ， 发现电话也一模一样 。 那天下夜班回酒店 ， 他一夜无眠 ， 翻来覆去想这一家两口子的事情 。
抵达武汉两周后 ， 周凯和队友陆续开始出现焦躁、烦闷的情绪 。 “生理、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 。 ”
“应急救灾 ， 国际通行的标准是14天一轮换 ， 这个时间是有研究支撑的” 。 过去 ， 周凯参加自然灾害救援时都是14天一休息 。 这次 ， 大家的心理预期也是这样 。
那时 ， 医护私下交流时 ， 都在盼着后续队伍的支援 。 “既然叫我们第一批 ， 那后面肯定有人来换我们 。 就是没想到 ， 后续队伍不是来换我们 ， 是加入我们 。 ”邓磊说 。
“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 最崩溃的是觉得日子没盼头了 。 ”一直到第20天 ， 周凯想 ， 可能不会有人来了 ， 只能告诉自己坚持 ， 结果一不注意就坚持了50多天 。
在宾馆休息时 ， 周凯喜欢把窗帘拉上 ， 看看手机和电视 ， 学习新冠病毒最新的知识 ， 他看常凯的遗言 ， 流泪 。
“我觉得自己是分裂的 。 穿上这身防护服的时候 ， 我是一个医生 ， 再危险再难我都上 ， 我想得很简单 ， 就是想方设法治好病人 ， 补贴、荣誉、奖励我都不在乎；但离开医院 ， 我就是个很普通、甚至很颓废的人 。 ”
直到ICU清空前 ， 周凯才感到松口气 ， 第一次到宾馆楼下晒太阳 。
那时 ， 各医疗队撤离武汉的新闻“满天飞” ， 他所在的医疗队却迟迟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 。 他估计 ， 因为他们队以重症、呼吸、感染等科室为主 ， 可能要支援其他医院 ， 防疫指挥部也在近期一次会议里给他所在的医疗队打了“预防针” 。
恰好一辆载着医疗队撤离武汉的大巴经过 ， 望着一车欢声笑语 ， 周凯满心羡慕 。 这些天他一直祈祷 ， 疫情不要二次爆发 ， “不然肯定还是我们上啊 ， 有经验 。 ”
他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表现 。 没事的时候 ， 他忍不住刷新闻 ， 停不下来 。 连日的倒班让队员作息完全混乱 ， 周凯睡一小时就醒 ， 调整好一会儿睡着了 ， 还是一小时就醒 。
很多人都做噩梦 ， 梦里的场景很相似：多台心内监护仪接连报警 ， 像打地鼠一样管不过来；病人的供氧突然断了 ， 到处找不到氧气瓶顶上；病房里传来叫喊 ， 但医院的走廊怎么也跑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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