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集团』闭店！“东北虎”大商撤出二七商圈，14年姻缘走到尽头( 三 )
这场官司释放了两个核心信号：其一 ， 这场官司让大商多赔进去了约1200万元；其二 ， 2017年12月25日后 ， 大商公司未再向金博大公司支付租金 。
以“‘欠租’换降租” ， 是国内零售业心照不宣的一种博弈手段 。 在该事发生前 ， 大商在郑州已有多个操作先例 。
2016年4月 ， 大河报刊发《大商郑州金博大店亏1.64亿 曾4.21亿天价租下经营权》一文 ， 报道了当时大商超市郑州嵩山路店遭遇“封门”风波 ， 即因其与兰德置业发生欠租纠纷而起 。 几乎同时发生的同类事件 ， 还有大商紫荆山百货店、大商天明路店等 。 此外 ， 大商郑州发展部高管在当时选择离职 。 据大商内部人士称 ， “谈判降租”任务艰巨 ， 是该高管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交不上房租的根本原因 ， 是大商郑州地区集团旗下门店经营业绩下滑 。
从宏观方面看 ， 这是互联网消费对实体商企的现实冲击 ， 击败了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二房东”商业模式 。
但从个例看 ， 2015年7月 ， 大商集团对大商郑州地区集团管理团队“大换血”后 ， “接班团队”在经营区域市场时磨合得并不顺畅 ， 业界对其环境判断失准、区域战略失策、利益处置失败等方面的评价 ， 也在今日闭店中得以印证 。 与之对应的现象是 ，2016年至2018年 ， 大商在郑州市场门店频频出现“总部要求”与地域文化不兼容 ， 新账期升级加深“零供矛盾” ， 以及裁员降薪高管流散等 。
“不适”症状难解 ， 并不断加持 ， 无疑催化大商郑州地区集团迫近系统性风险 ， 品牌商由门店撤场则成为最直观表现 。
以大商金博大店为例 ， 据大商股份财报显示 ， 截至2015年末该店合作经营品牌为305个 ， 至2016年末品牌数为234个 ， 至2017年末为216 个 ， 至2018年末为 186 个 。
“缺了货、少了客” ， 大商金博大店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 于是 ， 在2017年12月 ， 大商以欠租方式寻求与房东信达资产重新谈判 ， 即是手中为数不多的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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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集团总裁亲自挂帅
“拯救”郑州公司
在做出今日决定前 ， 大商集团为“抢救”郑州金博大店、郑州地区集团努力过 。
2019年元月 ， 大商集团总裁吕伟顺即来到郑州 ， 亲自兼任大商郑州地区集团董事长 。 吕伟顺是大商与郑州金博大城的“系铃人” 。 2006年 ， 吕伟顺作为实际操盘手 ， 主持了大商团队参拍“郑州金博大城物业经营权” ， 招纳原金博大购物中心经营管理团队班底 ， 稳定原供应商体系 ， 由此 ， 奠定了大商在河南市场发展基础 。
2009年1月 ， 大商集团成立郑州地区集团；至2014年 ， 大商集团在河南省已布局29家店 ， 2013年度销售破“百亿” ， 大商郑州地区集团在其中占据多数 。
“对大商在河南市场的‘一草一木’ ， 吕伟顺总裁都非常熟悉 。 过往10多年 ， 公司在全省市场上开出的几乎每家店 ， 他都会关注 。 ”大商郑州地区集团一前高管坦言 ， 未曾料到 ， 时隔数年后 ， 竟需吕伟顺亲自挂帅来“拯救”郑州公司 。
事实上 ， 吕伟顺抵郑后 ， 大商集团与之同步实施了对郑州地区集团高管团队再次“大换血” 。 大商集团大庆地区集团副总裁邵泰杰 ， 调任大商郑州地区党委书记、副总裁；大商沈阳地区集团副总裁陈敬霞 ， 调任大商郑州地区集团总裁 。 此后 ， 沈阳、鞍山、大庆等大商既有强势区域援兵 ， 不断向郑州驰援 。
金博大店作为大商入豫的旗帜 ， 必是被“抢救”的第一对象 。 但无论是房租成本、遗留旧疾 ， 还是团队跨地域作战的适应力 ， 在今日呈现出即是“抢救未果”的现实 。
2019年7月 ，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曾经在大商金博大店注意到 ， 该店空铺率已高达50%以上 。 一层西区封闭 ， 四层几乎整层空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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