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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以美国的特朗普主义为突出代表 ， 世界各地新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的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和运动日益增加的影响引发了一场关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再次抬头的争论 。 反对新兴的21世纪法西斯主义方案的人常常对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描述 ， 然后指出它与新世纪极右翼运动之间的差异 。 部分问题在于二战后左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在面对任何威权主义的或右翼的侵犯时虚夸地指责对方是法西斯主义的混乱做法 。 虽然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与新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潮流之间既有相似之处 ， 又有重要区别 ， 但我认为 ， 我们没有什么合法的社会科学理由来假设新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方案必须按照其20世纪的模式来进行 。 如果基于历史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警惕以下危险 ， 即今天极右翼的叛乱可能会发展为彻底的法西斯主义 ， 那么这种分析就成为了防止这种结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无论是20世纪的典型形式还是21世纪新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变种 ， 法西斯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回应 ， 例如1930年代的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 。 全球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场深层次危机 ， 这场危机既涉及棘手的结构层面 ， 即积累过剩的危机 ， 又涉及政治层面 ， 即合法性或霸权的危机 ， 这场深层次危机几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普遍危机 。 在21世纪 ， 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特征仍然没有变化 ， 即它是一种将资本从这场深层次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方案 ， 但此时世界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具体历史特征与上个世纪有很大不同 。 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那样 ， 世界各地主要资本主义部门的跨国化发生在基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体系的政治框架内 ， 这产生了一系列该体系无法处理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 ， 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幽灵 。自2008年以来 ， 我一直在撰写文章关注21世纪法西斯主义方案的兴起 ， 但从未暗示过世界上有些国家此时已陷入法西斯主义 。 相反 ， 全球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危机导致了两极分化 ， 一方面是叛乱的左翼的、大众的力量 ， 另一方面是叛乱的极右翼力量 ， 在其边缘出现了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方案正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中崛起 。 近年来该方案在赢得国家政权的竞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 在某些情况下它已在资本主义国家站稳脚跟 。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结果 。 法西斯主义方案是否最终成型 ， 这完全取决于未来几年里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如何展开 。在这篇文章中 ， 我想探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和全球警察国家的兴起三者之间的联系 。 我将强调一点 ， 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国家中的反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中新法西斯势力所构成的三角 。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全球警察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每个重大的危机事件都涉及国家合法性的崩溃、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升级以及军事冲突 ， 从而导致体系的重组 。 重组包括新的制度安排、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积累活动 ， 最终导致体系的重新稳定化和新的资本主义扩张 。 之所以说是结构性危机 ， 是因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体系重组 ， 结构性危机大约每40—50年就发生一次 。 新一波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1870、1880年代解决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结构性危机 。 接下来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 ， 它通过一种新型的再分配资本主义得以解决 ， 这种资本主义被称为福特—凯恩斯主义的“阶级妥协”、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政资本主义等 。通过走向全球 ， 资本对下一次结构性危机 ， 即1970年代的危机作出回应 ， 为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全新的跨国阶段或全球阶段铺平了道路 ， 该阶段的特征是真正的跨国资本的崛起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生产和金融体系的形成 。 通过走向全球 ， 一个新兴的跨国资产阶级试图摆脱民族国家对积累的限制 ， 并改变世界各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 ， 以便使其对自身有利 。 1980、1990年代 ， 跨国资本经历了大规模扩张 ， 包括通过计算机和信息学等新技术进行超级积累 ， 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通过动员和剥削全球劳动力的新方式——包括新一轮的大规模原始积累——迫使数亿人流离失所 。 跨国资产阶级积累起大量的跨国权力和对全球资源、机构、政治制度、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控制 。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社会两极分化 。 根据乐施会的说法 ， 2015年最富有的1%的人就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 ， 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94.5%的世界财富 ， 剩下的80%的人仅仅拥有5.5%的财富 。 地球上的财富极端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 而大多数人加速贫困并被剥夺 ， 这意味着跨国资产阶级找不到有效的出口来卸载它所积累的巨大盈余 。 全球经济中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波动是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前奏 。 作为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 大衰退标志着积累过剩的深层结构性危机的爆发 ， 这意味着累积资本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进行再投资的出路 。 2008年危机后公司利润大幅增加并接近历史最高位 ， 同时企业投资下降 。 伴随着未投资资本的积累 ， 找到卸载盈余的出路的巨大压力也日益增大 。 资本主义集团迫使国家创造新的盈利机会 。 面对停滞不前 ，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国家求助于一些相互关联的机制来维持积累 。第一种机制是债务驱动型增长 。 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最后市场” ， 2017年美国的家庭债务几乎处于战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 自2008年以来 ， 几乎每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债务收入比都保持在历史高位并不断恶化 。 同时 ， 作为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的指标 ， 全球债券市场逐步扩大 ， 现已超过100万亿美元 。 2017年美国政府债务超过20万亿美元 ， 同年全球债务总额达到惊人的215万亿美元 。与债务驱动型增长密切相关 ， 第二种机制是通过紧缩、救助、公司补贴和赤字开支重新配置公共财政 ， 政府直接和间接地把财富从劳动人民手中转给跨国资产阶级 。 为了弥补政府预算赤字 ， 也为了补贴私人积累以保持经济运行 ， 政府向投资者发行债券 。 然后 ， 政府必须通过从工人阶级当前和未来的工资中提税的方式 ， 连本带利地偿还这些债券 。第三种机制是金融投机的升级 ， 扩大生产经济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差距 。 最近几十年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和全球一体化金融体系的建立让跨国资产阶级将数万亿美元卸载到投机中 。 2017年 ， 世界生产总值或全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值约为75万亿美元 ， 单是货币投机就达到每天5.3万亿美元 ， 据估计全球衍生品市场达到难以想象的1200万亿美元 。第四种机制是一直被高估的科技行业中的投资浪潮 。 现在科技行业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前沿 ， 推动着整个全球经济的数字化 。 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 ， 机构投资者 ， 特别是投机性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已经向科技行业投入数十亿美元 ， 使它成为未投资资本面对停滞不前时的一个重要的新出路 。 信息科技行业的投资从1970年代的170亿美元跃升至1990年的1750亿美元 ， 2000年跃升至4960亿美元 ， 2017年末超过7000亿美元 。 虽然数字化可能会刺激增长 ， 作为中间人 ， 某些平台倾向于在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循环中进行调解 ， 以捞取大部分价值 。 科技行业积累的庞大的现金储备和利润与其说代表新价值的生产 ， 不如说是数字资本家通过租金所占用的大部分剩余价值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为全球经济主要行业的数据抽取做准备 。 什么都可以被数字化 ， 几乎一切东西都越来越数字化 。 随着跨国资产阶级的成员们试图通过降低工资来击败竞争对手 ， 自动化现在正从工业和金融业扩展到所有服务部门 ， 甚至是快餐业和农业 。最终 ， 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用技术取代劳动力 ， 推动成本接近于零 。 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 ， 利润率下降 ， 变卖问题更加严重 。 如果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不进行重大干预 ， 推动再分配政策 ， 新兴的数字经济就无法解决积累过剩的问题 。 此外 ，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 数字化只会进一步破坏各国对跨国流动资本 ， 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实施任何形式的监管的能力 ， 其中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中占据着霸权地位 。 因此 ， 它会加剧国家合法性的问题 。 结果是导致全球经济更大的潜在的不稳定性 。在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问题上 ， 跨国精英存在很大分歧 。 跨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中有许多人担心 ， 这一危机会导致无法控制的自下而上的反抗 。 奢侈珠宝公司卡地亚的老板、亿万富翁约翰·鲁珀特(JohannRupert)坦言 ， 一想到穷人中间的社会动荡 ， 他晚上就睡不着觉 。 前所未有的全球不平等只能通过更加压制的、无处不在的社会控制体系来维持 。 以该体系为中心的对社会控制的政治需要与对持续积累的经济需要之间存在着一致 。 跨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作为积累手段的战争、冲突和镇压中获得既得利益 。 随着战争和国家支持的镇压变得越来越私人化 ， 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使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氛围转向产生和维持社会冲突 ， 例如在中东 ， 或者转向不断扩张的战争、镇压、监视和社会控制体系 。“全球警察国家”一词是指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的发展 。 第一是越来越无处不在的大众社会控制、镇压和战争的系统 ， 这是统治集团为了遏止全球工人阶级和过剩人口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叛所推动形成的 。 第二是全球经济本身如何越来越多地以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系统的开发和采用为基础 ， 这些只是资本面对停滞不前时获利并实现继续积累的手段 ， 我称之为军事化积累 ， 或通过镇压的积累 。 第三是正日益形成如下这种政治体制 ， 它可以被描述为21世纪法西斯主义 ， 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描述为极权主义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是建设全球警察国家的一个转折点 。 美国利用这次袭击扩大了全球经济的军事化 ， 它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通过了严厉的“反恐”安全立法 ， 增加了军事（“防御”）开支 。 1998年至2011年期间 ， 五角大楼的预算实际增长了91% ， 而军工业的利润将近翻了两番 。 从2006年到2015年 ， 全球范围内的总防御支出(军事、情报机构以及国土安全/防御)增长了50% ， 从1.4万亿美元增加到2.03万亿美元 。 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虚假战争 ， 对移民、难民、犯罪团伙(以及贫穷的、黑皮肤的、工人阶级的青年)不宣而战的战争 ， 边界墙和移民拘留中心的建设 ， 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扩散 ， 遣送回国制度 ， 以及警察、军队和其他安全机构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国家组织的主要盈利来源 。军事化积累的线路或者紧跟在军事力量的后面 ， 或者通过国家把社会控制和战争的生产和实施外包给跨国公司资本 ， 强制性地为全世界的资本积累打开了机会 。 因此 ， 世界各地冲突的产生以及对社会运动和弱势群体的镇压成为一种超出政治目标的积累战略 。 随着军费开支的衍生效应流经全球经济的开放脉络 ， 即全球生产、服务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网络结构 ， 区分全球战争经济的军事层面与非军事层面变得越来越困难 。 在这一点上 ， 对全球警察国家至关重要的是开发与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技术 。 这些新技术彻底改变了新世纪的战争、社会控制以及国家和私人暴力的形式 ， 包括这些技术的军事应用和私人积累与国家军事化的进一步融合 。因此 ， 数字化使得全球警察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 。 跨国资产阶级及其支配的国家机器试图既解决积累过剩的经济危机 ， 又成功应对这场危机带来的政治局面 ， 即全球反叛的蔓延及其推翻现有体系的可能性 。 随着数字化导致资本集中、加剧两极分化、扩大剩余劳动力的队伍 ， 面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抵抗 ， 统治群体求助于将新技术应用于大众社会控制和镇压 。 通过更先进的数字化 ， 包括允许跟踪和控制每一个动作的全球电子监视 ， 建立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的新系统成为可能 。 现在这些系统将冲突的战场从活跃的战争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地军事化的城市和农村地区 。 这些与空间重组结合在一起 ， 后者为对边缘群体进行空间遏制与控制的新形式带来了可能 。 这些导致了针对反叛共同体 ， 特别是受压迫的种族、受迫害的族群、宗教少数群体、移民、难民以及其他弱势共同体的长期的低强度战争 。全球经济越依赖军事化和冲突 ， 战争的驱动力就越大 ， 使人类面临的风险就越高 。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有一种内置的战争驱动力 。 历史上 ， 战争已经将资本主义制度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 同时也有助于转移人们对政治紧张和合法性问题的注意力 。 现在这种战争驱动力正在与通过数字化实现的新一轮世界资本主义重组相结合 ， 而这种结合是致命的 。 随着私人积累与国家军事化相融合 ， 硅谷和华尔街的命运与战争和镇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全球警察国家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交织在一起 。 全球警察国家产生出有利于法西斯主义方案抬头的条件 。 上面所指出的维护全球治安的三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反过来 ， 对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必须通过与全球警察国家的对比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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