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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朋党之争?唐朝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士大夫为争权夺利，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就叫朋党之争 。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朋党之祸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
宋朝的朋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 。当时的北宋王朝，虽说表面繁荣，其实却已不堪重负 。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国防危机四伏，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 。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却只知道给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调 。这才叫年轻的宋神宗忍无可忍，慨然启用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北宋变法上马!
然而，随着变法的开始，北宋的朋党之争，也迅速的高涨起来，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一伙，摇身变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与王安石麾下的变法派玩命死掐 。虽然在后来的史书里，各类史家对司马光等人的作为极力美化，把他们的折腾看做为国为民的正义行动 。但无奈司马光的铁杆盟友文彦博，一句话暴露了这群人的最恶劣用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所谓的富国强兵，在这群人看来，统统就是浮云，动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毁了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组团跟变法玩命 。北宋朋党之争的真实目的，就是这样恶劣!
于是，在北宋顶着反对派压力，朋党之争的口水声里，坚持了十五年变法后，眼看着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却因为宋神宗的病故横遭转折，彻底掌握大权的司马光顽固派，几乎是电闪雷鸣的手段，把已经取得成效的新法统统废除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彻底踩倒变法派，号称忠君爱国的司马光，竟连大宋国家尊严都不顾，在北宋已经掌握对西夏战争主动权的好形势下，主动谄媚示好，将北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夏六寨割给西夏!
也正是在这群旧党的折腾下，北宋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将，北宋变法的旗帜人物蔡确，更被他们罗织罪名害死 。而这桩血仇，也导致宋哲宗亲政后，继承王安石蔡确变法遗志的变法派干将章惇，在这场朋党之争中，掀起了对旧党们最惨烈的报复：大批旧党官员被株连论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被追夺一切赏赐册封 。就连支持司马光的高太后，都险些在死后被废掉尊位 。北宋朋党之争，就这样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当然必须称道的是，虽然变法派对守旧派，在宋哲宗年间开始了惨烈的报复 。可是对于守旧派的政治主动，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却是去粗取精，尽力吸纳，绝不干司马光这样的龌龊事 。也正因这个胸怀，才有了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横山地区的辉煌武功!
但随着宋哲宗去世，旧党推举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上台，北宋彻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是这样一种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最终也毁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整个官场变成了逆淘汰 。到了宋徽宗年间，朝堂上更变成了奸人蠢人扎堆，最终上演靖康之耻 。明朝好些学者，把司马光看做北宋灭亡的罪人，正是因为这朋党祸国的道理 。

明朝的朋党之争?唐朝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

文章插图
宋代朋党之争是怎样影响士风和政风的?
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和深远影响 。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社会长期安定繁荣，并对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给予很高评价 。
宋仁宗是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祖宗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 。仁宗在位期间，朝廷多士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 。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基本构成了宋仁宗亲政后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可视为宋代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
这些人锐气十足，在学术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 。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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