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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朋党之争?唐朝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 二 )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一贯的“右文”政策从此才具有了实质性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 。他们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礼法之治的实践者 。在强邻环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正统国家观念、文化统一性和凝聚力 。宋朝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与强邻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
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 。宋代许多名臣巨子都曾阐述礼义廉耻、忠孝气节对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重要作用 。杨万里说：“用宽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 。”岳飞的名言更是震烁古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这些思想和言论对于净化官吏头脑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

明朝的朋党之争?唐朝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

文章插图
朋党成为宋代政治突出现象
然而，也正是从宋仁宗时期起，官僚集团中的朋党之争日益盛行 。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朋党之祸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 。它起初指同类之人为了私自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 。例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之语曰：“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 。”《晋书·郄诜传》云：“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 。”《新唐书·李绛传》更直截了当地说：“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 。”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 。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 。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 。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 。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宋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 。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 。欧阳修曾撰《朋党论》一文，认为朋党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他们在政争中不避嫌疑，以“君子之党”自居，甚至以朋党为荣 。
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 。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 。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 。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 。面对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缺乏说服力 。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奏请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改革者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派感到不安，产生动摇 。
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突出表现为：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易为小人所误 。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也为其仕宦生涯设下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最终成为新政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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