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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朋党之争?唐朝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 三 )


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
熙宁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并蜕化变质为党派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 。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 。旧党内部亦复如此 。政坛风气愈益恶化，野心家、阴谋家趁机专权乱政，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 。
官场恶斗又从反面教育了士大夫 。他们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锐气 。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趋，失去进取心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为了趋利 。陆九渊说：“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尽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 。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 。这就造成了宋代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的弊病 。
同时，宋代科举制度中“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考试内容日趋狭窄僵化 。绍兴年间还允许“通用古今诸儒之说，及出己意” 。到理宗朝时，经义考试遂以朱熹《四书集注》等为标准答案 。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规定了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如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等，开启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先河 。由此，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比比皆是 。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
【明朝的朋党之争?唐朝朋党之争的根本原因】尽管宋代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超越权与利之争，并被视为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 。相反，它对政坛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成为令人诟病的痼疾 。正如王夫之所言：“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 。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繇乱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 。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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