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下，大理的今生故事 _大理

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
——王士性（明）

文章插图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接壤，因而大理自古以来便是不同文化碰撞和交汇的门户。19世纪时，英国和法国相继殖民缅甸和印度支那，进而向云南渗透，探险家、植物学家、传教士等“洋人”纷杳而至，在大理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天主堂和基督堂，最初的传教士
沿着大理古城最繁华的人民路向着洱海门的方向东行，与新民路相遇后右转，将喧嚣的街景抛在身后，一座充满白族特色的天主教堂正安静地伫立在小巷深处。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元年（1874年），法国传教士在大理购得一处房产，将其改为教堂，后在1925年的大地震中倒塌。彼时，主持教务的叶美章主教决定在原址基础上进行重建，聘请当地精于白族寺庙建筑的能工巧匠主持施工，历时三年，最终修建起一座充满民族色彩、极具美感和宗教功能性的天主教堂。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整个建筑将厅堂、门楼和钟楼连为一体。门楼是白族传统民居的“三滴水”样式，重檐歇山顶，饰以雕刻和彩绘，繁复而精致。门窗部分保留了西方教堂的哥特式造型，颇有巧思地将钟楼设计在教堂顶层，借以增加建筑的整体高度。整个设计将高耸的哥特式风格与白族传统寺庙常用的曲线大飞檐相结合，中西合璧，独树一帜。
慵懒的春日午后，天主堂内空无一人。圣母像低垂着眉眼，怜悯地看着人世间。蓝色的屋顶与赭红色的木柱和桌椅相映衬，艳丽而质朴，墙上挂着以圣经内容为主题的画作和木刻，那背后或许藏着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往事。

文章插图

除了天主堂，距离“洋人街”不远处的新民路上还有一座大理最早的基督教堂，由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经缅甸传入，距今已有114年的历史，被列为中国百年教堂之一。
英国牧师乔治·克拉克和瑞士籍的妻子芬尼·克拉克是最早抵达大理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此居住了两年，教白族人识字、办寄宿学校，却只招来三个学生，发展了七、八个信徒。严重的水土不服和辛劳的生活击溃了芬妮的身体，她于产后两个月辞世。乔治在苍山买下一小块坡地，建成芬妮的长眠之所，并为怀中啼哭的婴儿取名萨缪尔·大理·克拉克，以纪念这段艰辛的岁月。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在克拉克夫妇之后，西方传教士们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大理成为云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区之一。传教士们九死一生地进入澜沧江和怒江大峡谷深处，在偏远的村寨部落里修建起教堂，传播信仰，有的甚至埋骨当地，再不曾离去。
这一切直至新中国成立，传教士们被遣送出境。
如今，当稀稀落落的游客流连于造型精美的教堂前，少有人会想起那段被岁月淹没的历史，以及留下短暂足迹的异邦旅客。

文章插图
弥撒结束后的天主教堂庭院

文章插图
在大理教堂广场上神父带领的节日游行
大理不再是嬉皮士的乌托邦，床单厂装满诗和远方
探险家和传教士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云南，也带走了关于“秘境”的种种回忆。几十年后，留着长发的嬉皮士背包客们从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流浪到了大理古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理古城里出现了一条“洋人街” 。外国背包客们聚集于此，过着张扬而随性的简单生活，他们坐在路边喝酒、抽大麻，弹着吉他唱歌吟诗，跟路过的陌生人打招呼、拥抱，不去计划将来，只活在当下。这些外国背包客们有的将大理当作中转站，有的却停下脚步开起来了餐厅、酒吧和洗衣店。他们教会当地人如何制作地道的咖啡和披萨，中西文化的交汇，以及白族人的包容，让大理一度成为嬉皮士心目中的圣地。